指导他个人生活的价值观也指导了他的公众生活。应该用简单的方式生活，参与公平竞争，不抄近路。
——罗纳德·奥尔森
查理·芒格常常引用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一句话，他说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欺骗自己，你就是最容易受骗的那个人。芒格要是认为自己发现某人正在自欺欺人的话，他的反应就会非常不近人情。
有一个可怜的教授曾经和芒格就如何用学术方法来看待投资政策展开争论。事情发生于1996年，地点在纽约市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由于亲密朋友的去世，原定的主持人不能出席，因此请查理·芒格顶替。
查理告诉听众们：“由于一次意外身亡事故，才忽然安排自己负责好几个天主教大教区（即这场会议），这些教区还准备用拉丁文来讨论各种版本的天主教弥撒。不过我认为我有能力主持此类会议。”
评委会的任务是讨论来自罗格斯大学纽华克校区法学院的威廉·布拉顿教授的研究成果，阐述的是公司为什么宁可向股东分红也不愿意将利润进行再投资。芒格很快就针对研究中他认为一项有缺陷的假设咬住布拉顿不放。
芒格：我认为你相信没有一种可以通用的分红政策，而且你同意教授昨天所说的没有一种可以通用的公司管理方案，对么？
布拉顿：在这一主张方面我完全和菲什教授意见一致。
芒格：不过你说在经济学上有一种模糊的观点是基于最佳分红方案或是最佳投资策略而推导出的？
布拉顿：我认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最佳投资策略。
芒格：不，我不知道。至少不知道这些人所用的这个词汇具体含义是什么。
布拉顿：在看原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不过理论上来说，如果我看到的时候就明白的话，今天这场会议要讨论的就是我而不是沃伦·巴菲特了。（听众席上爆发出笑声）
芒格：一家普通公司的业务情况或者一笔投资从最优变成次优的分界点在哪里？
布拉顿：当投资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时。
芒格：那什么是资金成本呢？
布拉顿：哦，这是个好问题（笑声），我会认为……
芒格：不，这只是个一般的问题，如果你要用资金成本这个概念的话，告诉我们具体的定义是什么。
布拉顿：我认为这是心照不宣的概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理论问题。
芒格：不，我想知道在这个模型中资金成本是什么。
布拉顿：在这个模型中？马上就要开始阐述了呀。
芒格：在哪里？在前言里还是在哪里？
布拉顿：你说得完全正确。（笑声）
芒格：哦，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觉得这个答案让人满意。（笑声）
布拉顿：我认为，如果你在现实世界中用这个理论作为投资决策的模板的话，那可就成了笨蛋一个。（笑声）他们只是试图用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角度来解释事情。
芒格：但是如果你用一种无法解释的次级概念来解释事情的话，这又算得上是什么解释呢？（笑声）
布拉顿：这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解释，你可以选择只相信值得相信的那一部分。
芒格：你觉得有些人认为这种研究完全就是瞎扯淡是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笑声）
布拉顿：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我也会尽力去教会人们这一理论。（笑声）
芒格：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笑声）
布拉顿：这是我的工作。（笑声）
芒格：因为别人也在教这些东西，这才是你真正告诉我的事实。（笑声）
听众们的笑点在这段交流中十分重要，让它听来不那么像学校餐厅里的一次食物争夺大战。双方用善意的语调进行轻松的说笑，但是交流中的重点却非常严肃。后来，为确保他的评价不被误解，芒格做出了补充发言：
我并不希望我对于资金成本的评论被错误地理解，让人们以为在我看来布拉顿教授的厚厚一本论文都是错误的；相反，我认为这篇造诣深厚的文章观点正确。他所讨论的公司代理成本和各类债务或分红惯例带来的惩罚等观点，在我看来绝对正确。至于他说那些都是传统学术解释，我认为他给出的答案相当睿智。只是资金成本这件事总是会让我大发脾气而已。（笑声）
虽然芒格当时没有说，他对于应该如何衡量投资成本有自己的看法。巴菲特解释说，在伯克希尔，资金成本的衡量方式就是公司是否能将1美元创造出比留在手中更高的价值。“如果我们有1美元，这1美元在你手里会比在我们手里更值钱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超越资金成本。”巴菲特说。
有一个学生曾经问查理·芒格，他和巴菲特是否尽到了与社会分享智慧的责任，他回答：
当然，看看伯克希尔，我称之为终极教学训练。沃伦从来都没打算怎么花钱，他会把所有的财富都还给社会。他只是建立了一个平台来让人们听听他的看法。不用说，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看法，而且这个平台也不赖。不过你可以认为沃伦和我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教学。
查理和沃伦都进入了生命中的另一个阶段，此时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只关注那些看来有意义而且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芒格为斯坦福和南加州大学法律班的同学们进行了多次公开演讲，也应特殊朋友的要求向一些社会团体发表演说。他和沃伦一样更愿意对年轻人，那些仍然在学习生活的真谛、有时间去实现他们两个认为重要的那些观点的学生们发表演说。
查理的演讲通常都是非正式的，不过和本·格雷厄姆有时经历的情况一样，他的想法偶然会在听众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方法是瞄准最主要的主题，比如建议听众去识别出几个紧要的总体概念然后试着在生活中一直坚持这些概念。虽然他会提及这些概念是什么，但他并不给出简单的公式或者列出一张清单，而是让他的听众们有一种感觉，却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过偶然他也会一针见血，直接给出一条个人生活或是财务上充满智慧的经验。
他的一些经验相当实用，可以普遍运用在生活中，尤其适用于财务上：对于那些已经付出很多的人，人们会期待你付出更多。要始终保持赚得比花得多，这样你才有钱去投资。投资是这样一种方法，主要通过限制你举债，来免于坠入不良境遇。
“如果你想变得聪明点，”芒格说，“你就必须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同时你还必须将答案和有条理的深层理论联系起来。你必须知道那些最主要的理论。这稍微会有些费力，但也充满乐趣。”
芒格从物理学家那里学会了通过寻找最简单、最直接的答案来解决问题。最容易的方法永远都是最好的方法。芒格又从数学家那里学会了将问题倒过来看，或者从反面去看，反转，再反转。
芒格运用这种倒转的方法抓住了最小的儿子菲利普毕业班学生们的注意力。那是1986年，他在哈佛学院进行毕业致辞。芒格告诉学生们他关于生活的处方是基于约翰尼·卡森的一次演讲。演讲期间他列举了一个人如何做会导致生活过得悲惨。这些事情包括：为转变心情或提高注意力摄入各种化学物质，在妒忌中浮沉，以及在憎恨中翻滚。他举了一个自己所熟悉的年轻人的例子，这个人后来成了酒鬼，余生都在竭力摆脱各种恶魔的纠缠。这三种行为只要沾上一样，或者三样都有的话，你就一定会过得很不愉快。接着芒格又补充了他自己认为也会让人失败的四种行为，分别是：为人不可靠；做所有事情都只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听听别人的意见；在第一、第二或第三次挫折后就放弃；向逻辑模糊的思考方式投降。“……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告诉过我一个故事，有一个粗野的农夫说：‘我希望能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然后我就永远都不去那个地方就好了。’”
伯克希尔和威斯科金融的投资者都会认真倾听生命的格言，不过他们实际上都只是簇拥在门口听芒格和巴菲特讨论投资之道。最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学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投资人的？
首先，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天性，芒格说：“每个人都必须在考虑自己的边际效用和心理承受能力后才能开始加入游戏。如果亏损会让你痛苦——而且有些亏损是不可避免的——那你最好明智地毕生都选择一种非常保守的投资和储蓄方
式。所以你必须将自己的天性和天分融入到自己的投资策略中。我不认为可以给出一种普遍适用的投资策略。”
然后，你要搜集信息。“我相信沃伦和我从优秀的商业类杂志中学到的比其他任何地方学到的都要多，”查理说，“只要很快地翻阅一期又一期的杂志，就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商业经验，这种方法是如此简单而有效。如果你在潜意识里养成一种习惯，把读到的东西和所证明的基本概念联系起来，渐渐地你就会累积起一些有关投资的智慧。如果没有进行过大量的阅读，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真正出色的投资人。我认为没有一本书能为你带来这些好处。”
每年在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芒格都会推荐一些阅读材料，覆盖面很广。其中包括《价值线》发布的投资调查表；《影响力》，其中分析了人们是如何经过劝说买下商品或是做出其他行为的。最近他还推荐了罗伯特·哈格斯特龙的新书《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掌握集中投资策略的力量》。
芒格解释说，一个人的阅读范围不应该是随机的：“你必须对自己为什么要搜集这些信息有一个概念。不要用弗朗西斯·培根教你学科学的方法来看年报——顺便说一句，你也不该用那种方法学科学——那样做的话你只是在搜集无穷无尽的数据，要很久以后才能弄明白这些数据的含义。你必须在开始之前就想好要了解哪些事实，然后去判断所看到的数据是否符合基本概念。”
“通常你需要评判一门回报很好的生意。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我只知道一种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思考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局面——然后去弄明白造成这些结果的动力多久后将不复存在。”
这种思考方式帮助芒格和巴菲特辨别一家拥有特许经营或者一款特定产品的公司，这种情况被称为公司业务的“护城河”。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品牌就能让公司看起来不可战胜，有好几个公司都可以用来作为例子。可口可乐就是这样一家公司，虽然遭受着一次次的挑战。芒格还拿箭牌口香糖来举例。
“成为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口香糖公司所拥有的优势是非常巨大的，你只需想一想要替换这一形象会多么困难就知道了。如果你知道自己喜欢箭牌口香糖，看到货架上有两个品种，你难道真的会因为某品牌口香糖只卖20美分而把一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塞进嘴巴里吗？换一个口香糖品牌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箭牌口香糖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了。”
一旦抓住了公司的价值所在，接下来你就要确定如果全面买下的话，这家公司值多少钱，或者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只是在股市里买一部分公司的股票，股价应该是多少。
“像箭牌口香糖这类的投资项目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看得出它的生意很好。所以你看着股价心里会想：‘老天啊！这个股票比账面价值高8倍，其他所有股票都只有3倍而已。’于是你认为：‘我知道这个股票很好，不过它的价格是不是已经高得超出它的巨大优势了呢？’”
是否有能力回答这样的问题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投资成功而有人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度的话，每个人都会变得有钱。”芒格坚定地认为。
长期观察行业情况会让投资者在这类问题的思考上有更好的洞察力。芒格说，他还记得以前有很多市中心百货商店，看来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为顾客提供大量购物选择、购买力强大，还拥有城里最贵的物业，商场街角多条有轨电车线路经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私家车成了主要的交通模式。有轨电车的轨道消失了，顾客们搬到了郊区居住，购物中心成了主要购物场所。我们生活中一些简单的变化就能完全改变一项业务的长期价值。
芒格总是激烈地反对一些特定的经济理论和商业惯例，同时非常享受他的地位和财富给他带来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比如说，在投资方面有一种理论叫作“有效市场理论”，对于那些孜孜不倦宣传这一理论的简化版的那些投资者和学者，芒格永远都很生气。
“要是你觉得美国的心理学教得不好的话，就该去看看公司的财务状况。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根本就是疯狂的说法！”芒格向公众宣布。
主流商学院中普遍教授这一概念，认为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息都会迅速在投资市场传播开来，让投资者之间没有优势差别。没有人能真的击败市场，因为新闻所引起的股价调整进行得非常快。
芒格回忆起一名有效市场理论专家，此人多年来一直都在解释巴菲特的成功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份评论工作成了他的职业。由于巴菲特的表现保持稳定甚至有所进步，要把巴菲特说成是一个特例变得越来越难。“这个理论专家最后动用了6西格玛理论——6个标准偏差——成就了巴菲特的幸运。不过那时，人们开始嘲笑他，因为6西格玛的幸运可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他怎么做的呢？他改变了自己的理论。现在，他宣称巴菲特有6～7种神秘的技术。”
财经作者迈克尔·刘易斯也将巴菲特形容为一个贪婪的操控者，说他的成功总体来说也只是个偶然事件。芒格驳斥了他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沃伦40年来的成功是因为他扔了40年的硬币，而40次都扔出了头像那一面。对此我只能说，如果他真的相信这一点，我想我有一座通往成功的桥可以卖给他。”
毫无疑问，无论伯克希尔的表现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主要还是因为芒格和巴菲特在一些常识方面达成了共识。举个例子，他们对于常见的财务指标α不予理睬，这个指标表示的是一个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波动程度。如果一家公司的α值比市场平均值要高的话，很多专业投资者都会认为该股处于高风险位置。
“强调公司财务的波动性在我们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芒格说，“让我这么说吧：只要大牌在我们手里，同时我们没有打算冒险掷一次骰子就把整家公司输精光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在乎波动性造成的结果。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有利的大牌，在伯克希尔波动性最终自然会发生。”
监管者允许将股票期权计入账本，这样一来它们就不会显示为公司的成本，芒格和巴菲特对此都非常愤慨。他们几乎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上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在大型美国公司中没有合理、诚实的记账方式是完全错误的，”芒格说，“不让小腐败问题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很快就会演变成大腐败，然后你就要永远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在美国允许将股票期权计入账本就是一种腐败，这种行为可不是什么好事。”
巴菲特和芒格在大多数事情上意见一致，不过对于公司收到别人主动提出的招标邀请该怎么办时，巴菲特说他的立场是坚决维护股东利益，而芒格则认为有些项目牵涉到社会利益，应该有相关法律来管理此类交易。
“如果有一个小型的家族业务，拥有一座剧院，那么是否出售这座剧院完全应该由股东们决定，对于这点我完全同意。不过一旦你成了一家大型社会机构，在特定的条件下，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收购，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这种情况会让我困扰。所以，我认为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来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芒格说。
芒格说，如果他来教财务的话，他会在课堂上列举100家公司的历史，分析它们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
“正确教授财务课程的方法应该是从容易做出决定的投资案例开始着手，”芒格说，“我常常采用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家收银机公司（NCR）的早期历史。这家公司是由一名非常聪明的人创立的，他买下了所有的专利、拥有最好的销售团队以及最先进的生产厂房。他不但很聪明，而且很狂热，所有的热情都投注在收银机业务上。当然，收银机的发明对于零售业来说是一种福音。你甚至可以说收银机对于他们来说就好比医药行业对于旧时代的意义一样。如果你读过早年帕特森担任国家收银机公司CEO时的年报，傻子也看得出这里有一个狂热的天才——非常善意的说法。因此，很容易就做出投资的决定。”
约翰·亨利·帕特森是一名俄亥俄州的商店小老板，自己并没有发明收银机，但立刻就看到了它的价值所在，买下了这家亏损中的公司。凭着满腔热情，帕特森成了当代商业创新人物的典范。他真正发明了“员工福利”这个概念（举个例子，开设低成本的公司餐厅），培训和激励销售团队，还负责出版了第一本公司内刊《工厂新闻》。1913年代顿市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时候，帕特森停止了工厂的生产，率领整家公司投入了城市救援工作。他提供食物、有电力设施的临时房和饮用水，同时他公司的医生和护士都参与照顾伤者和病患。工厂的工人们为被洪水淹没家园的居民们制造船只。尽管如此，帕特森确是一个斗牛犬式的竞争者，还打过一场反垄断官司，这场官司后来被更高一级的法院推翻了。帕特森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雇了一名钢琴销售员沃森斯，他在NCR工作了很多年。沃森斯被帕特森炒了鱿鱼后，到了电脑制表及录制公司，后来沃森斯运用了许多在NCR学到的商业技巧，将其改制成了IBM。
帕特森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家出色的公司，但是他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的花费太大，导致遗产只有一点点钱。不过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帕特森常喜欢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芒格说，虽然很少有公司能永远屹立不倒，但是每一家公司都应该在创建的时候预计到要存在许多年。控制公司的方式应该考虑为“金融工程学”。正如建桥梁造的时候会附带一个备用系统和冗余系数来应对极端压力一样，公司也应该能抵抗来自竞争者、经济衰退、石油危机或其他天灾人祸带来的压力。过多地运用杠杆工具或欠债都会让公司在此类风暴中脆弱得不堪一击。
“在美国，”芒格表示，“造一座危桥是犯罪行为。成立一家脆弱的公司，这种行为又何尝高尚过呢？”
美国人对于他们从理财经理和互助基金经理那里得到的利益评价过高，这种情况让芒格忧心忡忡。
“对我来说，互助基金行业发生的事情简直太令人惊异了，”他说，“基金业就一直增长、增长、增长。同时他们只要把股份维持在适当的位置，就能收取12B－1或者其他什么名目的费用。我完全没有被这个行业的机制所迷倒。”
1998年，芒格在加州为一群慈善基金会的头头脑脑们做演讲，他特别批评了耶鲁大学将收到的捐赠基金投资到一个等同于互助基金的基金中去：“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进步。很少有人能预言到，康菲尔德不光彩地倒台多年后，那些主要大学却在带领基金业走入康菲尔德系统。”伯尼·康菲尔德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一个注定要遭受惩罚的基金换基金概念。
有一名地位并不比先锋基金创始人约翰·博格尔低的灰衣主教（注：代表非正式、非官方的权力中心，类似于人们所说的幕后操纵者。——译者注 。）遭到了芒格的攻击。芒格在说到非营利性结构的董事们时发表了评论，他们通常会聘请一名顾问来招聘一名理财经理，而这名理财经理接着又会选择一家由另一名理财经理经营的互助基金。芒格对这种愚蠢的举动大肆攻击，因为在每一个步骤中都要支付佣金，从而减少了可用于慈善工作的款项。
“芒格先生接着指出，”博格尔说，“所有这些复杂事情的成本加在一起对基金和捐助款在股市的回报率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市场回报率——5%，总成本占到了3%，而净回报只有2%。”
而且，博格尔说：“请不要嘲笑他用5%作为股市的回报。真正的长期股市回报率是7%，因此芒格先生假定的未来可能出现的回报比例远非世界末日那么糟糕。”
芒格给那些为非营利性基金会管理资金的经理们提出的建议很简单：省下你的时间、金钱和担忧。只要把捐赠款投入到指数基金。或者，基金会也可以追随伯克希尔的步伐，只购买优质股票（如果他们没有定价过高的话）然后长期持久就可以了。
也完全没有必要担忧是否要进行多元化投资。“在美国，一个人或一家机构只要将所有的财富长期投资在三家不错的本土公司上，就一定会变得有钱，”芒格说，“而且当大多数其他投资者在遭遇高低起落的时候，像这样的持有人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特别是当他和伯克希尔一样理智地相信由于持有成本较低，他的长期收益会非常丰厚，他就会特别看重长期效益，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优先的那几个选择上。”
事实上，芒格甚至还建议投资者可以将所有财富的90%都投入在一家公司中，只要这家公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说真的，我希望芒格家的人能大致跟随这个方法。我注意到伍德拉夫基金会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么做的，将90%的资金都集中在创始人所持有的可口可乐股票上，这种做法被证明为非常明智的。算一算美国所有的基金会如果从来都没有卖出创始人的股票，那么到现在会有多少收益，这件事一定非常有趣。我相信其中很多基金会会比现在有钱许多。”
虽然芒格坚称大多数由专业人士管理的资金，即便扣除了手续费和交易费的成本，表现也会比指数基金好得多，他却抛出另一个替代观念：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买入一个指数基金呢？其实，这取决于你是不是能比一般人的投资水平更高，或者你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人几乎肯定能比一般人的投资水平更高。这些就是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把钱投入到指数基金里，芒格承认，指数型股票的价格就会远远高于内在价值，那么这一过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巴菲特和芒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拒绝创立全部由伯克希尔股票组成的对冲基金，部分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对于资金管理的清醒认识。希望成立这种基金的公司宣称这是让普通投资者能够接触卓越投资成果的一种方法。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名叫五西格玛投资伙伴的公司已经向证交所提出申请，要通过普及型信托基金出售伯克希尔的股份。基金需要缴纳的初始保证金只有300美元，而当时伯克希尔的交易价却高达35000美元左右一股。另一个集团，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耐克证券也规划了一个相似的信托公司。
“坦白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让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伯克希尔的股份，”五西格玛投资伙伴的一位主管说，“一个人不富裕不代表他们在这一行业中没有天分。”
一名参与交易的经纪称：“巴菲特和芒格原来是两个控制狂。”
1995年12月，伯克希尔向证交会提交了一份24页的备忘录，说这种证券销售的方式会误导投资者。这份由芒格和托尔斯律师事务所拟定的备忘录同时也提交给了州政府。
“我已经在投资管理行业中待了有差不多44年了，一直都力图不让任何人失望，”巴菲特说，“至于如何才能让人不失望，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他们有合理的期待，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不会得到什么。如果有几万几十万人对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的话，芒格和我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工作。”
除了向证交会叫屈之外，他们还自己想了一个办法，芒格给该公司发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
沃伦·巴菲特先生不认为伯克希尔股票目前的股价是一个对于新投资者有吸引力的价格。如果他的朋友或家人问他是否建议以目前的价格购入伯克希尔股份的话，巴菲特先生的回答将会是“不”。
为了让所谓的投资信托基金吸引力更小，伯克希尔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创立一种B级股，价格是原始股份的1／30。B级股的结构和表现方式也很独特。它的交易经过设计，经纪只能赚取很少的佣金，从而阻止了他们向客户兜售股票。此外，B股的证券包销集团中有两家是贴现票经纪公司：嘉信理财和富达。由于有两家贴现行，所有投资者都能更容易买到原始股。
有批评说巴菲特和芒格创造了B股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失去对伯克希尔股东政策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小问题，巴菲特却为此大动干戈。”纽约德累斯登证券的分析员如此评论。
巴菲特和芒格计划为入门者提供10万股B级股，他们会不断增发直到完全满足公众的需求。公开销售的股份数增加了4倍，最终共计517500股，股价为1110美元每股，从而将伯克希尔的股东数增加了一倍，达到了80000人。这些上市的股票也为伯克希尔的资本注入了6亿美元。
耐克证券继续经营着它的信托基金，不过这个所谓的伯克希尔信托基金从来没有像其创始人希望的那样风靡一时。
和很多人一样，迈克尔·刘易斯指责芒格和巴菲特在投资世界高谈阔论高道德标准，同时对自己的投资项目却没有采用同样高的要求。他们特别指出的一个事实是伯克希尔曾经投资购买了一家有损公众利益的公司的股票——那是一家烟草公司。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以道德检察官自居，参照标准就是自己的行为，”芒格对此表示同意，“不过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在为保险投资组合购入一家公司的一小部分股票时，也应该以全世界道德检察官自居。”
1993年4月，伯克希尔买入了一家主要的无烟型烟草制造商——UST公司数额相当可观的股份，大约5%。当时股价在27～29美元之间，5%的股份价值3亿多美元。UST拥有两个品牌的香烟，同时也生产酒。伯克希尔出售自己所持有的RJR纳贝斯克股份，这也是一家同时拥有食品和烟草多种业务的公司。
对有些人来说这根本就是同一件事，但在芒格看来，购买一家公司的股份和拥有它的全部家当完全是两码事。他对于两种行为有不同的准则。
“如果我们要买公开交易的公司股票，（巴菲特）不会基于那些公司的业务是否符合道德准则来进行判断。我们只判断和控制自己的行为。”
芒格说，虽然他们一度持有烟草公司的股份，伯克希尔也曾经拒绝过一个能将一家烟草公司整体买断的机会。
“我们不想涉足致瘾性药物的销售行业，同时自己还要成为公司控制人，”芒格说，“那不是我们的行事风格。我们会持有股份，因为如果我们不持有，其他人也会。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让伯克希尔表示出任何想要进行控制的兴趣。”
据说，芒格承认他和巴菲特犯过许多投资错误：“如果我受到授权可以为运作董事会设定规则，我会要求至少花3个小时检查那些愚蠢的错误，包括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条件下将成果进行量化。”
虽然芒格一直批评并坚持认为在商业世界中存在腐败行为，但他总体感觉美国社会及其商业通常还是值得尊敬的。
“我并不同意事情正在普遍变得越来越糟，”芒格说，“当然我们知道在大都市里有一些社会反常现象，在实现高度商业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不过总体来说，我认为情况相当不错。如果你将正直的理念投入到产品的设计，就一定会记得上一次自动传输系统出错是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以非常高的可靠性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用波音公司举例，考虑到飞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在飞机的每一个导航系统背后都有三个备用系统。我坚持认为在美国商业世界中有许多值得钦佩的事情，有很多政策都是非常正确的。这些老式的价值观，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胜利。很不幸我们有各种社会反常现象，不过既然在政治方面也有此类问题，那商业方面怎么可能避免得了呢？”
有一名股东曾经问巴菲特如何过一天。沃伦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或者打电话。“这是我做的事情。查理，你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朋友，他们的小组没什么可干，”芒格说，“一名将军有一次去找这位朋友的上司，我们都称这位上司为格洛兹将军。他说：‘格洛兹将军，你在干什么？’上司回答：‘什么事都没干。’这名将军越来越火大，转过去问我的朋友：‘你在干什么？’我的朋友说：‘我是负责帮助格洛兹将军的。’这是形容我在伯克希尔是做什么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