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查理·芒格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职业榜样，因为他对社会文明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回报社会所给予他的财富。
——查理·芒格
安德鲁·利卡不情不愿地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穿越洛杉矶市区，去和慈善撒玛利亚医院的董事们见面，应征院长的职位。利卡所担心的并不是交通问题。
慈善撒玛利亚是洛杉矶最古老最受信赖的医院之一，虽然它在南加州的医疗界以提供高品质的护理而著称，但其经常出现财政问题，职工和管理人员流动率很高也非常出名。事实上，根据利卡的回忆，竞争和缺乏组织是出现此类情况的主要原因：“这个地方就好像是波黑地区。”
利卡的联系人告诉他，问题的部分原因出在董事会主席查理·芒格身上。他每隔几个星期就召集执行委员会开会，留给主要管理人员的空间很少。尽管如此，利卡还是做出了情感大于理智的决定，出现在了医院一楼的小会议室里，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已经在那里齐聚。猛然间门打开了，芒格大踏步地走进来，一屁股坐在会议桌的尽头。
“查理走进来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他认真抬头看过我一眼，”利卡说，“他说：‘好吧，这家医院有很多问题，分别是这些、这些和这些。’他滔滔不绝地说了35～40分钟，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却没有给我回答的机会。”
几分钟后芒格站起来，利卡也跟着站起来，伸出手准备握手道别。芒格完全漠视他的举动，转身又大踏步地从进来的地方出去了。
“我对其他董事们说：‘我觉得他不太喜欢我。’他们口径一致地回答我，‘没有，没有，他很喜欢你。’”
“那他干吗不和我握手呢？”利卡问。
“他看不到你的手，”一名董事解释，“他那一边的眼睛失明了。”
虽然有这样的解释，利卡仍然相当确信自己没有入选的希望了，同时也继续在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得到这份工作。看起来利卡和芒格几乎没什么共同点。很难将利卡形容为常青藤联盟精英类型。他在家附近的一所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读的大学，这所学校虽然校舍不太整洁，但学术水平相当不错，坐落在洛杉矶盆地烟雾弥漫的东部。利卡后来又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拿到了MBA和一个医疗行政管理硕士学位，此后16年间都从事非营利性医院的管理工作。他拥有一辆比赛级的哈雷摩托车，还是跆拳道黑带。两人之间唯一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利卡也出生于中西部地区，对于医院十分了解而且关心。
去慈善撒玛利亚的那个星期里，利卡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工作面试安排。不过那一天他刚准备要走，就有人请他留下来和一名关键人物见一见。利卡被迫取消了下午的约会，还要赶着第二天回去参加更多的面试。
不一会儿他就再一次见到了芒格，对方开门见山。他希望聘请利卡，条件是这样的，薪水有这些等等。条件相当优厚，那利卡是如何回答的呢？
“我说通常这样重要的事情我需要和太太商量一下。”利卡回忆说。芒格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利卡。一段尴尬的静默时刻过去后，利卡的态度温和下来，“以目前的情况，我想也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太好了，”查理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请你的原因。”
虽然芒格行为古怪，利卡却立刻知道自己喜欢这个人，同时预感自己能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医疗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行业，”利卡说，“你必须对它有信仰。我爱上了医院本身，觉得自己天生就属于这个地方。”
没过多久他们就达成协议，芒格召集委员会开会的频率不能超过每个月一次，开完会后他就要放手让利卡独立工作。除非迫不得已，微观管理从来也不是芒格的风格，虽然他对于打电话给名下各个公司中的员工，和他们分享自己忽然想到的某个主意从不犹豫。芒格召开两周一次的会议仅仅是因为他感觉非常有必要。
芒格是在洛杉矶教区大主教的要求下加入董事会的，他私底下也是芒格的朋友。“我很清楚地知道医院就像是一个柏油做的孩子，一旦粘上就放不开了。”芒格说。不过他的处世哲学是：一流的人应该愿意接下至少几件有难度的工作，即便失败的概率很高。正如他反对“不通过亲力亲为的方式来赚钱”一样，他深信付出时间、才华，用自己的名声来冒险是和捐钱同样重要的事情。
他参与社区工作，以此减轻因累积大量财富而带来的愧疚感，抚慰由于认为自己赚的比应得的多太多而产生不安的良心。“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通过为自己的学校赚钱和为国家服务来赎自己犯下的组合投资管理‘原罪’，”芒格说，“我做一些公务以外的活动来进行偿还，沃伦则利用他自己投资成功的故事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师。”
芒格曾经向慈善撒玛利亚医院、计划生育组织、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以及哈佛－西湖学院赠予过一部分他所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每家得到的数量为几百股。查理和南希·芒格每周都会花上几个小时做社区义工，通常都在洛杉矶。除了长期资助计划生育组织，芒格还在哈佛－西湖学院、全国房屋合作伙伴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团体的董事会中任职。房屋合作伙伴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家公私合营的组织，致力于提高美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不过芒格渐渐开始不满他们的工作方式，最终辞去了董事的职位。
芒格习惯于只选择两三件在他看来重要的公共事业，然后全神贯注地做出点成绩来。正如他和巴菲特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只考虑他们“能力范围之内”或者真正了解的行业一样，查理在慈善工作方面也有特定的对象。他主要集中在生育权、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
南希·芒格是名水彩画家，因而将艺术列入自己的活动范畴。她在著名的亨廷顿图书馆、艺术品收藏馆以及圣马力诺植物园的董事会都有任职，这个植物园在洛杉矶市中心十几公里开外的地方。亨廷顿图书馆的特色是英美文化，拥有一个馆藏海量的图书馆，还有美国最全的18到19世纪英美艺术藏品。《穿蓝衣服的男孩》以及《粉衫女孩》这两幅名画也落户于此。为纪念淘金热和加利福尼亚建州150周年，1999—2000年间举办了一次大型展览，芒格家捐赠了大部分款项。
富人们有义务支持社会中无法通过市场资本实现的那些方面，芒格对此观点非常同意。此外，他还坚决认为公司高层可以将钱投给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公益事业，而真正的主人——股东们却对此很少甚至没有发言权，这种现象是非常不公平的。1981年，芒格为伯克希尔制定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公司慈善计划。对于公司大约100万股股票中的每一股（当时价格为470美元），伯克希尔会根据股东的选择相应捐出2美元。比如说，某人拥有1000股，就可以指定将2000美元捐给救世军或者美国红十字会，或者这个人所选择的任何其他非营利性组织。这一计划受到了伯克希尔股东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中很多人的财富都和公司息息相关。这个慈善计划让他们能够在不卖出股票的情况下捐款，而卖出股票是许多伯克希尔长期股东十分讨厌的事情。
芒格对于公益事业的感情无疑和他的出身有密切联系。《布法罗新闻》的出版人斯坦·利普西也出生于奥马哈，在去布法罗接管报纸之前一直都住在那个地方。“在奥马哈，你早上起来会说：‘我今天能为我的城市做些什么呢？’当地有一种价值体系、一种家庭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你身在其中，就应该为城市做贡献。”利普西说。
芒格的一些慈善工作引发过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计划生育组织中的行动，还有就是近年来他在非营利性的慈善撒玛利亚医院董事会任职这件事。
慈善撒玛利亚医院由许多白房子组成，所在的社区一度是洛杉矶最高尚的地段之一。发生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国宾大饭店就在不远处。慈善撒玛利亚的周边环境，用礼节性的话来说，正在变迁中。“我认为它还没找到自己的方向。”芒格的继子说。
这里曾经到处都是高级的百货商店、餐厅和公寓，现在却都人去楼空。它正在慢慢成为一个韩国人聚居地，不过很多住户实际上是拉丁裔或者低收入的高加索人，其中老人居多。慈善撒玛利亚医院凭借着408个床位、650名医师、550名护士以及1800名员工的实力，仍然深深扎根于洛杉矶社会，许多财务状况非常好的老洛杉矶家庭依然选择在这里接受治疗。南希·芒格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的儿子哈尔以及哈尔的儿子也都是。查理也在这所医院进行了白内障手术，手术失败后一只眼睛永久失明。
医院成立于1885年，最早是圣公会教堂的修女玛丽·伍德创立的一个护士站，只有9个床位。圣保罗教堂和加州教区达成一项协议，接管了这个地方，称之为“洛杉矶医院和病人之家”。从早期开始，慈善撒玛利亚就开始培训那些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的护士和实习生们。
加入董事会后不久，芒格就开始相信这家医院之所以管理不善，主要是因为董事会总是支持医护人员的决定，而这些决定通常都只保护那些医生们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病人们应该得到什么好处，如何让他们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现任主席并不同意我的意见。我提出一个决议，撤销现在负责管理的那些医疗人员的职务，因为这些人正在危害病人的健康和安全。董事会中的一些医生也投了赞成票，最后以17∶2通过了。”芒格说。
董事会投票后，主席辞职了。“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芒格说，“作为一个门外汉，不难理解他总是不愿意对那些号称是医疗方案的决定提出反对意见。”既然查理因为推进改革引发了麻烦，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挑起主席的重担。
引起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心血管科，当时整个部门充斥着政治阴谋、争夺势力范围的风气，对于医疗问题却没有足够关注。在对要实行的医疗流程提出反对意见之前，芒格会在一名医生朋友的帮助下学习，了解不同的外科治疗方案之间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区别。在他看来，很显然医护人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芒格认为这些决定是“保守派”医生用来反对更有进取精神的员工们的。
“在争权夺利、控制话语权方面，医院和大学没什么两样。”哈尔·博思威克解释。他的太太现在也在慈善撒玛利亚董事会任职。“本质上来说，慈善撒玛利亚多年来就是一群人所主导的服务社区……而这些人，我并不是说他们缺乏能力，但是除了你的医生在那里执业之外，的确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你会想去慈善撒玛利亚医院。查理意识到为了让医院活下去，必须有卓越的技术和良好的医德。”
博思威克说，正当芒格驱动整个医院向那些目标迈进的时候，医院里出现了不良情绪，很多关系也宣告破裂。“这种关系破裂和你接管一家公司后会遇到的那种不一样，你必须实施和以前不一样的管理方式。很多人接受的都是老式培训，无法适应，不得不选择离开。”
经历了和其他董事以及一些医生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芒格和他的支持者们终于占了上风。“10年后，我虽然痛恨必须在医院面对心痛的时刻和悲剧性的场面，但我热爱许多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人。”芒格说。
芒格亲自为医院招聘了许多医生，这种行为对于一家大型非营利性医院的门外汉主席来说异乎寻常。查理被医学技术激发了好奇心，从与医生们共事中享受到了乐趣。
利卡接管医疗中心的时候，员工和董事会之间关系良好，不过业务方面仍然毫无起色。医院积压了大量未收账单，因此在他掌管的第一年，慈善撒玛利亚处理的坏账数额达到了难以置信的2000万美元。不过自那以后，情况就好转起来。利卡开始习惯了芒格的性格特点，他们显然站在了同一阵线上。
“我认为人们只是不理解他而已，”利卡说，“他们认为他已经撒手不管，但其实他并没有。他三年来一直都在关注现金流、投资回报等问题，然后想出了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利卡说，芒格坚持带着一个目的经营医院，那就是用最好的方式服务社区。“医院可以通过在低收入家庭和纳入医疗补助计划病人的账单上做手脚来榨取更多的利润，不过芒格不允许这么做。”利卡说。
自从北岭地震后，利卡又说，该地区其他医院都试图将建筑中的每一处老伤申报为由地震造成，以此向联邦紧急事件管理署（FEMA）争取最多的资金。慈善撒玛利亚的房屋检查完后认定没有出现重大损坏，芒格也不会向FEMA提出申请。
“他不会只为了钱去做一件事，”利卡说，“只要他认为那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会参与这项业务，即便明知会亏钱。”
慈善撒玛利亚现在成了各种专业实习的基地，包括加州最大的心脏病项目，南加州第二大心血管手术项目，研究脑失调的新型治疗方法，妇女保健服务，其中包括产科、妇科、新生儿重症监护、妇科泌尿学、乳腺癌以及接生服务，整形外科手术，特别是关节置换和骨盆重塑，光学护理，包含一项非常庞大的视网膜手术实习计划，一个肿瘤学项目，一个先进的消化系统疾病项目，以及南加州最大的肾结石治疗，吸引了来自南加州、西部一些州甚至海外的病人。
也许医院成功转变后最让人高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1998年7月27日将该医院评为“全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当地仍然有许多医生对于芒格的重组策略心存不满。无论如何，慈善撒玛利亚如今在医疗界的地位大大高于从前。不过，虽然收到大量现金，它的财务状况仍然很不稳定，然而总算是有进步。芒格说，在大型的市中心，医院里总是充满了问题和“如果”。即便有最好的计划，也不能保证长期成功。
“我对于慈善撒玛利亚医院非常尊敬，不过它的确是块难啃的骨头，”哈尔·博思威克说，“如果你问查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会说到的一点是他并不喜欢一生中所有经手的工作都易如反掌。”
在芒格担任主席的那10年中，他是医院中为人所熟知的一个身影。利卡说，员工们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芒格主义”故事，或是芒格曾经不止一次说过的格言或笑话。每年南希和查理都会在医院朴素的学院风格的礼堂里参加一次晚餐会，在会上向服务了5年、10年甚至40年的忠诚员工佩戴胸针。有一年利卡请查理说几句话。他吃力地走上舞台，但却走到了一个没有开的麦克风面前。他开始说话，但听众们只能听到低沉的咕哝声。
南希大声喊了几次：“查理，麦克风没有开！”不过查理并没有注意到。技术人员在后台忙活了好几分钟想让那个麦克风通上电，最后终于行了。礼堂中回响起了芒格的最后致辞：“谢谢你们选择在慈善撒玛利亚工作。”他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舞台。
一阵风把挪威松树吹得沙沙响，卡斯湖比平时更猛烈地冲刷着芒格家门前的湖岸和沙滩。查理坐在早餐桌的尽头，一小群家庭成员正在吃着鸡蛋、火鸡培根以及家庭自制饼干。
小查理前一天晚上抵达星岛，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相聚。他到得晚了，是从加利福尼亚州飞过来的。他在那里和一个州立委员会共事，正在为加州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科学和数学课程重新编写教材。话题集中于教育问题，小查理向大家解释他的那个由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老查理对于高等教育有一些想法要表达，不过与此同时巴里·芒格两岁大的女儿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大人们的谈话进行的时候，她坐在爷爷身边，给他唱自己最新学会的字母歌。
就好像是在和小姑娘进行二重唱一样，老查理同时也说他想创立一所真正自由的艺术学院，学生们不分专业，只有几门选修课。他们会上一系列的教程，包括数学、科学、经济、历史以及其他科目，学完以后足以成为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同时在研究生之前不允许分专业。芒格对他那些半信半疑的晚辈们宣称：“如今很多年轻人身上的问题都是因为专业分得太早造成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学过一些人生必修课，他们对世界不够了解。”就好像是要证明自己的多才多艺一样，这个笑口常开的小孙女又唱起了“一闪一闪亮晶晶”这首歌，和字母歌调子一样，歌词不同而已。
芒格家的孩子们在中学之前都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除了最小的菲利普，他4年级就开始读私立学校）。5个儿子都毕业于哈佛－西湖学院。这是洛杉矶的一所私立学校，1900年左右，其创办人写信给哈佛大学，请他们允许他把哈佛的名字用于自己在洛杉矶新开办的中学名称上。埃米莉·芒格和她的母亲一样，读的是马尔伯勒学校。莫莉和温迪当时和自己的母亲一起住在帕萨迪纳，读的是南桥学校，莫莉最后离开了那所学校，自己去读了公立高中。
整个家庭对教育事业都非常热情。南希·芒格同时担任马尔伯勒学校和她的大学母校——斯坦福大学的校董。1997年，南希和查理·芒格向马尔伯勒学校捐出180万美元，用于他们的新时代卓越人才计划。他们也为斯坦福格林图书馆捐献大笔资金，在斯坦福法学院资助了一个教授职位，让法学院课程中可以有商业课。
查理担任哈佛－西湖学院的校董已经有30多年了。他是一名积极的校董，曾经一度还是主席。他非常热爱学校，甚至希望有一天他的追悼会也能在学校附属的教堂里举行。在学校里，芒格得以将自己对高质量的教育和对科学以及建筑的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和南希捐赠了700多万美元建造了芒格科学大楼，查理亲自参与了大楼设计中的方方面面。哈佛学院和西湖中学合并之前，芒格认为理科实验室地方太小。合并后，高年级中读理科的学生增加了一倍。芒格宣布不扩建理科学习场所是一种教育渎职。
“大多数建筑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预留足够的备用空间。我们力图保证科学大楼能在一个世纪内起到良好的作用。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会成为障碍。”芒格在奠基仪式上说。
这幢先进的大楼坐落在山坡上，俯瞰冷水峡谷。里面有许多量身打造的实验室式的教室、一间会议室、一个电脑中心和一个剧院式的演讲厅，内设110个座位，全部都预留了笔记本电脑接口。粗心的人可能看不出大楼中的一些特色之处。比如说，生物、化学和物理实验室里的工作台都是不一样的，用来进行不同的实验。虽然芒格将大楼中的大部分决定都交给老师们去做，但他却一再坚持通风和供暖系统是重中之重，而且大楼的抗震能力要远远超过基本要求才行。
查理在学校里花好几个小时审核大楼的建筑计划。有一次，芒格要求一名建筑师对学校的礼堂进行修改，在地面上增加一个斜坡，但是建筑师说这样办不到。芒格逼着这个建筑师想出了办法。
奇怪的是，那名建筑师看来并没有被芒格的坚持所冒犯。“不，他不得罪人。”哈佛－西湖学院的另一名董事说，“他天生有一种措辞得体，把事情幽默化的能力。”
虽然芒格把大多数的时间和金钱都用于支持自己孩子就读的高级私立学校，他对于公立学校的困境也充满同情。
“我是奥马哈公立学校的产物。在我的年代里，只有考不进公立学校的人才去私立学校。至今德国还是这种情况。私立学校是为那些无法胜任公立学校课程的人准备的。我更希望有这样的教育系统。不过，一旦该系统中的一大部分垮掉后，我认为就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不能不断重复行不通的事情。”
芒格说，如果可以保证教育消费券只提供给穷人的话，他会非常支持这个概念。“条件好的人们不需要这些，因为他们负担得起良好的教育，而且已经身体力行。假如消费券只提供给那些如果没有这笔钱就注定只能读烂学校的人的话，我完全不会担心。不过我认为应该要对麻烦最大的那些学校进行一些改革，继续这样下去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在考虑高等教育现状的时候，查理的保守作风表露无遗，即便道德水准很高。他特别不能容忍美国大学里培养的“受害者”思维。
“你可以认为所有学术无知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优秀大学的文科学院里。要知道原因，你只要问他们：‘哪种心态最有可能对一个人的幸福、为他人做出的贡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最严重的伤害？哪种心态是最糟糕的？’毫无疑问，他们的答案会是类似自责自怜的情绪。我不能想象有哪种心态比这更具破坏性。然而整个学院却希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花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种地方去，他们教的却是这样的东西！”芒格说，“这些非理性的想法是如何进入知名学府的，实在令人费解。”
接着芒格补充了一些中西部箴言，他称之为“铁一般的药方：当你认为有一些人或者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正在侵害你的生活时，其实是你自己在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正如这个早晨在卡斯湖边所做的一样，芒格常常在深思如何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他的观点很大一部分基于自己的教育经历、对自己的八个孩子以及现在的孙辈们就读的不同学校的观察之上。“我们的教育模式太单一了，”芒格称，“很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横跨了多门学科。相应地，如果你只用一种单一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就好像在打桥牌的时候只算王牌而不考虑其他一样。这是疯狂的行为，有点像疯帽子先生（出自小说《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的茶话会。不过尽管如此，专业实践中仍然大量存在这样的想法，同时更糟糕的是，一直以来都在独立的人文学科中受到鼓励。而这门学科的重要程度在我看来只比生物学少一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知识范围大大扩展，很少有人能真正涉猎多门学科，同时还有时间过职业生涯，芒格对此不以为然。“你不用知道所有的事情，”他坚持说，“知道一些真正重要的概念就足够了。”
当然芒格对于哪些是真正重要的概念和大多数学者并无冲突。他说，比如律师就必须同时掌握心理学和会计学，而不用上那些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芒格认为，如果像教飞行员如何飞行那样对大多数人进行职业教育的话，他们会变得更富裕。“他们学习对于飞行有用的所有事情，然后必须不断地进行培训，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立即做出反应。”他解释道。
“就和任何优秀的代数学家一样，”芒格说，“飞行员有时要翻来覆去地思考问题；这样他就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希望发生的事情上，而在什么情况下则该集中应对如何避免不想发生的事情上。”
芒格说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过程的最佳写照。当他考进哈佛法学院的时候，“我在高中时学过一门愚蠢的生物科，学的时间很短，主要靠死记硬背，学到了一个显然是不完整的进化理论，解剖了草履虫和青蛙，还有一个自那以后就消失的‘原生质’的可笑概念。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上过化学、经济、心理学或者商业课程。不过我最早上过物理和数学课，对于这两门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此吸收消化了最基本的理科组织精神。后来越来越偏向人文方面，将这种精神用于自己的知识组织指南和归档方式，这样不管要搜寻什么跨学科的智慧时就很容易找到了。”
这样，他的生活成了某种缘于巧合的教育实验，芒格接着说：“我发现，在我无数次试图用非正规的方式来完成自己所受到的不全面教育时，如果只是出于一般的目的，但采用基本的科学组织精神作为辅助手段，我对于钟爱的任何事都能取得超出自己原本能力范围之外的成就。举例来说，我在心理学方面颇有研究，但原来根本就没有要学的打算，学会心理学为我创造了巨大的优势。”
“我曾经试图用很傻的方式来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生，”芒格说，“42岁的时候，富兰克林退出商界，更专注于当一个作家、政治家、慈善家、发明家以及科学家。那也是我为什么将自己的兴趣从商界转移出来的原因。”
芒格的女儿埃米莉说，从他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不要只为自己的家庭积聚财富。他向很多机构捐款，特别是教育机构。他很看重这一点，不只是捐钱，还付出时间和聪明才智来帮他们解决问题。”
女儿评价爸爸很容易。不过芒格的朋友奥蒂斯·布思却是不愿轻易表露自己情感的一代人，他看穿了围绕在芒格个性周围硬硬的保护层。“虽然并不明显，但他有着深切的同情心和理解力。它深藏在他的内心，在他参与过的慈善工作记录中也表露无遗。他并不会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