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刀明枪的意义上说，查理没有真正的敌人。但他的敌人范围更广，通常都是出于嫉妒。他的个性十分独特，不是人人都会喜欢。我知道有些女士在晚餐聚会中拒绝坐在他边上。
——奥蒂斯·布思
英格兰国王称美国殖民地开拓者本杰明·富兰克林为“美国最危险的人”，虽然富兰克林1757年首次抵达英格兰的时候受到普遍欢迎。在伦敦站稳脚跟后，富兰克林很快就发现英国人对殖民地知之甚少。他不厌其烦地尽自己所能让英国人改变对殖民地的看法。“看看英国的报纸，”他写道，“人们会认为美国一年生产的羊毛都不够织一对袜子；而实际上，美国绵羊的尾巴上长满了羊毛。”
在伦敦的16年间，富兰克林的创造力让英国人目瞪口呆。他发明了远近两用眼镜、航海用的24小时制时钟，并促成了夏令时的采用。不过真正让伦敦人震惊的是他在泰晤士河里游泳然后全身赤裸地用哑铃健身。最终，他被驱逐出了英格兰，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小部分原因是有人嫉妒他的名望。
1776年富兰克林坐船到了法国，成了美国大使。这位最出名的美国人再一次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欢迎。根据法国驻美国大使的描述，富兰克林拥有法国人所崇敬的特质：乐观积极、机智而幽默……有人说他没有被准许参与《独立宣言》的撰写，因为大家怕他在里面藏个什么笑话。
沃伦·巴菲特总是嘲笑芒格常常引用《穷理查年鉴》中的话，到处宣扬富兰克林的道德箴言，他们总是重复这样的经典对话：
巴菲特：查理年轻的时候看了太多本·富兰克林，他坚信省钱就是亏钱。
查理：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沃伦的事情，他让我想到本·富兰克林。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本·富兰克林的事情。
“我本人是一个传记狂，”芒格说，“而且我认为当你要教会人们一些行之有效的伟大观念的时候，最好和那些伟人们的生平以及个性结合起来。我觉得要是你和亚当·斯密成了朋友，那你一定会把经济学得更好。这听来很滑稽，和那些离世的伟人交朋友。不过如果你一生都和那些思路正确的离世伟人交朋友，我觉得会对你的生活和教育都有所裨益。这比只给出一些简单的概念要好得多。”
芒格研究过爱因斯坦、达尔文和牛顿的生平和科学著作，不过他最喜欢的离世伟人从来都是富兰克林，他的这种热情和沃伦·巴菲特的第一个真正的精神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倒是志同道合。芒格欣赏富兰克林是当时美国最好的作家、投资家、科学家、外交家、商人，同时为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也承认富兰克林个性中的确有放荡的一面，也许忽视了自己的妻子。芒格说那些关于富兰克林如何行为不端的故事恰恰反映出人们对富兰克林、他的状况以及他所在的年代认识得相当肤浅。
芒格正是从富兰克林那里形成了一种观念，要变得富有才能自由地为人类社会做贡献。“我从来都对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兴趣更大，而不是单纯地变得有钱，”芒格说，“不过有时我会游离最初的目标。”
富兰克林的爸爸是一位蜡烛制造工人，生了很多小孩。很小的时候富兰克林就因为不想在一个无情的哥哥手下当学徒，从波士顿逃到了费城。从那时起他就努力要做一个好人过上好日子。随着《穷理查年鉴》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富兰克林变得既出名又有钱，于是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了社会活动中。
和富兰克林一样，芒格知道他所认为的公正良好的社会并不总是和别人想的一样。虽然旅居巴黎的时候大多数法国人依然觉得富兰克林很有趣，国王却非常嫉妒，他甚至把富兰克林的画像放在送给情妇的便壶底下。
1998年股东大会前一天晚上，几百名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的狂热崇拜者聚集在奥马哈，他们撞到了令人烦恼的一幕。六七名抗议人士在人行道上来回走动，举着可怕的牌子，上面画着漂浮在瓶子里的婴儿，他们宣称巴菲特和芒格是婴儿杀手，因为长期以来支持人类生育权。有一个标语攻击巴菲特的慈善基金会为RU－486打胎药的测试提供资金。
在伯克希尔的年度大会上，当被问起公司对于堕胎合法化的支持时，巴菲特解释说根据公司的捐赠计划，股东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指定一个慈善团体，然后公司会根据每位股东在公司中占有的股份比例捐出相应的礼物。“这项政策是由股东们指定的。有一些股东指定了美国计划生育组织。巴菲特基金会也向该机构捐赠。查理也同样捐给计划生育组织，应该把查理的名字放到抗议牌上去。”
查理抗议说：“我宁可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大多数抗议人士都只知道巴菲特和芒格长期慷慨捐赠给计划生育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人口问题的慈善机构。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查理和沃伦在堕胎合法化运动中是先锋人物。多亏了芒格，加州的堕胎合法化运动才有了影响力，在最高法院审理罗和韦德官司之前有了一个关键的法律决定。
“我肯定查理的朋友们99%都是共和党或是极端右翼分子。他通常也是被人们这样认为的。大多数查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参与推动堕胎合法化运动的事情。”巴菲特评价。
芒格欣赏并资助1993年畅销书《生活在极限之内》的作者加勒特·哈丁，这让那些保守派人士非常困惑，也激怒了宗教右派。哈丁是最早一批对可能出现的人口问题提出警告的科学作者。他和其他一些人指出，直到1804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但从50亿跳升到现在的60亿只用了短短12年的时间。在下一个百年中，光是美国的人口就有可能从27500万成倍增长到57100万。专家预计届时地球上可能有100亿人。这样庞大的人口已经给地球的资源带来了压力，比如食物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到20世纪末，预计有8亿人由于恶劣的生长环境或无法买到足够的食物而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
作为一名加州大学人类生态学的荣誉教授，哈丁在生物学、生态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很多。20世纪60年代，他在全国各地巡回做了几百场拥护堕胎的演讲，因而成了著名的“堕胎先生”。
曾经帮助成立芒格和托尔斯律师事务所的罗德里克·希尔斯说，查理第一次注意到生育权这件事是有一天他看到报纸上一篇有关罪案的报道，这个案件即将上诉到加州最高法院。他立刻劝他的事务所同事去帮帮忙。这件案子是起诉利昂·贝鲁斯医生把一个堕胎医生介绍给一位妇女。
“你可以回去查查贝鲁斯案件，应该是1972年左右。我们当时总是在谈这个案子，查理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巴菲特说。
对于一位忠于家庭、有8个孩子的男人来说，支持堕胎合法化这样的举动有些非同寻常，尤其他还是一位政治倾向非常保守的人。但芒格下定决心走下去。
“支持堕胎合法化从情感上对我来说相当困难，因为我的确很尊敬生命，”芒格说，“不过当我全面考虑了后果之后，我发现有必要压制自己的一部分天性。”
一旦芒格决定妇女有权决定是否要做一个母亲，他开始运用自己的精力和丰富的人脉关系来寻求变革。他说服了巴菲特，后者在财务上保守但对于社会问题却相当宽容，他们一起资助为贝鲁斯医生辩护的法律费用。芒格和他的律师合伙人，特别是罗德·希尔斯和吉姆·阿德勒自发组织起来完成剩下的工作。
“查理接受了这个案子，从一个都是法律界名人的最高荣誉团体那里得到了一份为协助法庭而对案情所提出的意见书，另外一份是从医学院教授那里拿来的大纲，”巴菲特说，“查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希尔斯是帮助整理两份法庭之友的大纲的律师团成员之一。一份由芒格自己撰写，有17位著名律师在上面签字；另一份则有178名医学院院长或教授的签名。
在贝鲁斯案件被加州最高法院搁置的那段时间里，芒格和巴菲特赞助了一个“教堂”，名叫普世主义协会，为妇女们提供计划生育咨询意见。这家教堂由一位合法牧师运作，他后来因为时常帮助妇女们在美国之外的地方进行安全的堕胎手术，被安上支持堕胎的名头，因而惹上了麻烦。
“沃伦和我都是革命家，”芒格说，“我们建造了一座教堂作为掩护，支持牧师提供忠告服务。以前的那位牧师因为帮人堕胎被原来的那家教堂革职了。起先我试图说服教堂让他继续做下去，但失败了。我给沃伦打了电话，要求他帮我一起建造我们自己的教堂，然后我们就这么做了。这位牧师运作了好多年。那就是我们的贡献，试图尝试让社会不要强迫妇女生育，这在加勒特·哈丁的理论中被称为‘强制母亲’。”
贝鲁斯案件在加州最高法院听审的时候，有一位法官因为堕胎医生是他的家庭医生而不得不在聆讯中回避，这让审判结果变得很不确定。不过1969年9月，贝鲁斯获得了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家主要法庭判决反堕胎法违反了宪法精神。换上的法官在四对三的投票中是一张摇摆票。这次判决从此在加州被当作法律判决先例，“它也炸开了堕胎限制的一个小口。”芒格说。
这个案子的影响在加州审判意见下达的两年后更为深刻。贝鲁斯案在罗和韦德案件申诉人大纲中被引用，在这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妇女有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基本权利”。
“查理付出的不仅是时间，”罗恩·奥尔森说，“他将之变成了一件慈善事业。”
的确，法庭的判决并不是芒格工作的终点。在贝鲁斯案之后，很多年来他都是洛杉矶计划生育组织的信托人兼首席财政官，这个机构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必要的时候介绍病人去可以做流产手术的诊所。
“我们在计划生育组织的全国办公室开始安排流产之前很早就这样做了，”芒格说，“计划生育组织洛杉矶分会想开始那项业务，却不知道如何着手。我们合并了我们的教堂和普世主义协会，并入了计划生育组织洛杉矶分会。”
当他加入计划生育组织董事局的时候，只有一个主要捐款人：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大亨的妻子。虽然她全力付出，机构的财政基础还是相当薄弱。
“我们常年缺钱。”奥蒂斯·布思说，他也和芒格一起在董事会任职。董事会扩大了目标捐助人的范围，不过和平时一样，有查理在组织里就起了相反的作用。“当时有一场有关全国总会会费的争论。我们对总会说不：‘你没有对我们做出任何有用的贡献，我们不会付会费的。’我们最后还是重返了全国组织。”
虽然要经受抗议者的压力，有时反堕胎激进分子还会做出一些恐吓行为，芒格对于堕胎和人口控制方面的热情多年来一直没有减退。
巴里·芒格回忆说，有一位洛杉矶广受尊敬的产科医生基思·拉塞尔，他同时也是芒格争取堕胎权利斗争过程中的支持者和盟友，在一次为他举行的派对上，有一位病人祝酒时说是为了所有拉塞尔医生接生过的宝宝干杯。查理举起酒杯宣布：“我希望为千百个拉塞尔医生没有接生的孩子喝一杯。”
1990年，芒格怒气冲冲地给《财富》杂志写了封信，说他们在评论保罗和安妮·艾利希的著作《人口爆炸》时没有说到点子上。据芒格说，书评人认为人类福祉将会继续改善，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科技的发展会更快。“哎呀，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根据物理规律，两个变量（人口和人均福利）不会永远都一起最大化的。”
芒格说，书评人所说的会有一些现在未知的科技出现，解决诸如污染、水土流失之类的所有问题，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任何仔细考虑过艾利希夫妇所形容的未来环境问题的人都不会自信地说会出现‘良性人口变迁’或者100年内因人口增长产生的问题不会糟到极点之类的蠢话。有一件事，科技进步在和平时期必然会导致人口增长，但也会制造出更有效的武器在地球拥挤的时候发挥作用。”
巴菲特的观点也是相当坚定。1994年，巴菲特宣称世界上会少很多问题，“要是你能让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是父母真正想要的……我们能做的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参与计划生育组织。除非妇女们有权决定生还是不生，不然我们还是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巴菲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