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我并不支持社会对那些没有为改进制造业的工艺做出贡献、没有发明出更先进的系统的人给予丰厚的回报。当然你可以说我在自己骂自己。我能回应的是，这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
——查理·芒格
芒格家族的成员在星岛度假区齐聚一堂，准备在新建成的“超级大客厅”中享用第一顿晚餐。这间房间由成年子女们合力设计，爸爸则慷慨出资所有费用。随着芒格家族的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另一半和孙子孙女都加入了进来，要找到一个地方能让所有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玩游戏或是散坐在壁炉边闲聊变得益发困难。这间屋子里的各个房间可以发挥这些功能。巨大的用石头砌成的壁炉上是敞开式横梁的天花板，房间的另一边有一张全尺寸的台球桌，已经围满了十几岁的孩子们。屋子里为大人们准备了两张宴会桌，还有一张小的晚餐桌，是给孩子们的。大多数的夜晚，芒格家的孩子们都会一起吃晚饭，不过是在别的地方。他们在芒格的一个船坞附近支起了他们自己的野餐桌。在湖边更凉快，虫子更少，还没有父母。
回到主屋，大家正在为这幢新房子的落成举杯庆祝，感谢那些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协同规划了这套宽敞得像森林一样的房间的人们。晚餐采用了自助的形式，有各种烧烤、新鲜的奶油玉米、意大利什锦饭和沙拉。甜品则是冰淇淋。大多数人都把手盖在酒杯上防止昆虫进去，那些没有采取措施的人就吃到了一嘴的小虫。不过没关系，大家都在热烈地交谈，享受愉快的时光。
莫莉·芒格坐在爸爸的身边，她扭过头轻声感谢他为这次家庭聚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建造了这个了不起的超级大客厅。查理直视前方，对于她的话完全没有反应，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你听到我说的话吗，爸爸？”莫莉小声而坚持不懈地问。“听到了。”他咕哝着说，双眼仍然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忽然，芒格家的一个孩子带着一大盒喜诗糖果出现在大家面前。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有一个箱子就已经从厂里运到了岛上。客人们纷纷在盒子中翻找自己最喜欢的奶油夹心糖或是饴糖，时不时地停下来看摸到的这颗是什么夹心的。芒格的家里人和他们的客人都太客气，不过有些人却被这件事吸引住了。南希·芒格从桌子的另一头向她的丈夫喊道：“查理，查理！”她向她身边的同伴说：“他老是不听我的话。”接着她又叫得更响了一些：“查理，查理！告诉他们管子的故事。”她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就是喜诗糖果工厂里管子的故事。”
现在他终于回到了现实中，开始讲故事。当年喜诗糖果公司新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糖果技师，有人带他去生产糖果的厨房。“这名新员工花了好长的时间在四周张望，显得非常困惑。于是去问经理水管在哪里。这个人只能找到两根管子，一根写着‘奶油’，一根写着‘喷射奶油’。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制造喜诗糖果的时候根本不掺任何水，厨房里一根水管都没有。”
喜诗糖果在洛杉矶召开了一个午餐会庆祝自己的75周年大寿，来宾们见到了两位令人惊讶的客人。有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跳伞服、戴着护目镜和一顶古董式的皮头盔，开着哈里·戴维森摩托车到了舞台上。背景是喜诗糖果20世纪20年代黑白两色的商标。骑士跳下摩托车，摘下帽子，脱下跳伞服。同时另一个人从边车上跳了下来，站在大笑的观众面前的是驾驶员沃伦·巴菲特和他的乘客查理·芒格。
“今天能来到这里我特别高兴，”芒格对齐聚一堂的员工、供应商和顾客们说道，“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看起来比我原本的样子要敏捷很多。要是你把一个家伙像弹簧一样卷起来，然后把他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他就会像一个孩子一样跳出来。刚才我在那个小容器里的时候，想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商业比喻——一只小老鼠说：‘把我放出陷阱吧，我不要那块奶酪了。’世界上有千百万个商业陷阱，你有可能会冲昏头脑、自我膨胀、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而要把一件事搞砸则有千百万种方法。我最推崇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女士在71岁的时候创立了公司，并且尽一切可能陪伴公司生存并繁荣起来。这是一个绝妙而令人惊奇的案例。喜诗历史上躲过了很多的陷阱。”
“普通的糖果公司在太多的商店中铺货，”查理接着说，“你在七八月的时候，积压了太多的存货，在圣诞节的时候供应量却不够。但是喜诗始终了解自己的业务状况，不过顺便说一句，这对于员工来说是很严酷的，圣诞节的时候店里面有大量的喜诗糖果供应，但这只是公司的秘密之一。”
“当然狂热追求产品的质量和优质的服务是公司业务的精髓所在。我非常欣赏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长期客户和长期供应商。你有优秀而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同时你也如此对待你自己的客户，这样你就成了一张无形的信任之网中的一部分。这才是全世界应该运作的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说更有示范作用。这样才是建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明社会正确的方式。了不起的是，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开始了这种合作关系，完全是出于一种基本而牢固的文化认同。这再一次证明了本·富兰克林的商业哲学，这么多年后在喜诗糖果里仍然行之有效。”
夏天对于糖果制造商来说是最难熬的季节，因为没有一个围绕糖果而设立的节日，在洛杉矶的工厂，夏天员工人数减少到110人左右，而到了圣诞节至复活节的这段时间，员工总数会膨胀到275人以上。
夏天的糖果工人们都是长期工、职业工人，很多都是西班牙裔，喜诗为自己有一种家庭感而自豪，他们让妈妈、女儿和孙女，妻子和丈夫，兄弟和姐妹肩并肩地工作。南部的工厂生产40%的糖果，主要是硬糖，剩下的都在南旧金山的工厂里生产。工厂里的工人拿的是小时工资，同时拥有全额的医疗保险，这是他们的工会——面包及糖果工人联合会为他们谈判得来的。有几百个员工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5年甚至更久。在洛杉矶工厂1999年的颁奖晚会上，有21名工人被授予了长期服务奖，服务年数从30～50年不等。
喜诗糖果的座右铭是“质量百分百”，这更像是芒格精神的代表，而不是晚餐后的一道佳肴。收购喜诗糖果是他和沃伦·巴菲特一起做的最早几桩交易之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收购的公司。不过最重要的是，喜诗糖果给查理和沃伦上了一课，让他们的投资风格大为改变。
1972年，巴菲特和芒格利用蓝筹印花的公积金账户，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洛杉矶的小型公司——喜诗糖果。这对查理和沃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那是当时他们进行的最大宗的收购行动。
在加州，喜诗黑白色调的糖果店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曾经出过一桩大新闻。16岁的雪儿在喜诗糖果工作，遇到了索尼·波诺，于是辞职搬去他家里做了他的管家。后来他们组成了著名的索尼－雪儿乐队。
1921年玛丽·西伊71岁的时候，开办了这家洛杉矶社区小糖果店，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她儿子查尔斯的帮助。
查尔斯·西伊曾经在加拿大担任药剂师，不过当一场森林大火席卷了他所在的城镇，毁掉了他的两间药房后，就转行了。他当上了巧克力销售员，梦想着有一天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糖果店，店里的糖果都采用他妈妈自制的配方。1921年，他和他的家庭，包括丧夫的母亲一起从加拿大搬到了帕萨迪纳。这个美丽优雅的洛杉矶郊区，后来成了查尔斯安家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有50万居民。因为市场上有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喜诗的路并不好走，喜诗和他的合伙人决定集中精力用高质量的产品来建立声誉。
1929年股市崩盘，大萧条开始，喜诗被迫将一磅糖果的售价从80美分下调到50美分。由于说服了房东降低租金，跟他说低租金总好过没租金，喜诗得以存活了下来，不过他也看到了扩展自己市场的机会，因为其他的糖果制造商纷纷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糖的紧缺，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喜诗决定根据配方，利用公司能得到的资源，尽可能地生产高质量的糖果，而不是通过改变配方来降低质量。顾客们在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购买限量发售的巧克力，一旦当日的供应售完，他们就关店。不管店铺几点关门，销售人员仍然得到全天的工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明智的市场策略，排队的人群让糖果店得到了更多的配额。
1951年查尔斯·哈金斯加入公司的时候，喜诗已经30岁了。公司总部设在洛杉矶，但哈金斯最早是在旧金山工厂开始工作的。
1943年去欧洲参加远征军之前，哈金斯休了个假，第一次见到了旧金山，他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我说，要是我在战争中活下来的话，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做到了，然后就读于凯尼恩学院。毕业后，哈金斯搬到了旧金山，他从斯坦福大学人员安置办公室得到了一封推荐信，开始在喜诗工作。
他被派到各个部门工作，甚至糖果生产部。在管理包装部的时候，他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员工们觉得他们工作的流程有问题，不过找不到任何人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哈金斯到了之后，采纳了工人们的意见，对流程进行了更改，从而提高了效率。公司一点点地增加了他的责任。玛丽的孙子哈里·西伊在自己的哥哥死后接管了公司，哈金斯负责扩展公司的业务，哈金斯说哈里“非常享受生活，喜欢到全球各地去旅行，还在那帕山谷建了一座葡萄庄园。没多久，家族就决定卖出公司的股权收回现金。我负责协调联络这件事情”。
“1970年春天我们开始着手进行这件事。我们有一些相当合适的买家，例如来自夏威夷拥有C＆H以及其他品牌的四大糖业公司之一。因为西伊家族对于公司索价颇高，吓退了好几个买家。”
“有一家公司开始进行深入的可行性调查，检查我们的业务状况、拥有的许多合同以及其他一些文件，”这种程度即使是哈金斯都觉得他们小心得过头了，“最后一刻，准确地说是这一天的午夜，正在他们应该签署收购合同前的那一刻，他们退出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只是让我白白浪费了许多精力。我们甚至还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哈金斯说。
那时，蓝筹印花的投资顾问罗伯特·弗莱厄蒂听到了这家高级巧克力连锁店打算出售的消息，他联系了蓝筹印花的执行官威廉·拉姆齐，后者对于购买喜诗非常有兴趣。拉姆齐在弗莱厄蒂的办公室给巴菲特打了电话。
“天啊，鲍勃，”巴菲特说，“糖果业？我可不认为我们想进入糖果业。”
不知什么原因，电话断线了。拉姆齐和弗莱厄蒂赶紧再打给巴菲特。最后在秘书拨错了几次号之后，他们终于重新连上了。还没开口，巴菲特就很快地说：“我刚才看了一眼数字。是的，我很愿意以一个特定的价格来收购喜诗。”
沃伦立刻飞去拜访哈里·西伊。
那是1971年11月，查尔斯·哈金斯回忆道，哈里·西伊热爱夏威夷，“我们正打算在那里开第一家店，我在火奴鲁鲁和美国大陆之间来回往返，忽然接到了哈里的一个电话说：‘我们找到了几个非常认真的潜在买家，我希望你能回来帮我和他们一起谈谈。’我们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和他们见了面。”
哈金斯匆匆忙忙地搭了一班飞机回去开会，会议在洛杉矶一家酒店里举行。哈里·西伊、喜诗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喜诗的律师都已经到了。哈金斯走进巴菲特、古瑞恩和弗莱厄蒂都在的房间，第一次见到了芒格。
“我们坐下谈了好几个小时，哈里介绍了他们是谁，没有任何作用。每个人都认为伯克希尔是一家衬衫公司。没有人知道查理是谁。古瑞恩则可能有人知道他开发过地产，和蓝筹印花业务有一些关系。沃伦在会上发表了很多意见，查理会不时地打断他，插入他自己的看法。古瑞恩则一言不发。我们认识到这是他们的确想收购喜诗的证明。有两件事要解决：收购价是多少，收购后的业务如何运作。沃伦就对哈里说：‘要是我们买下了公司，我们自己是不会来运作公司的。我要知道谁有能力来负责公司的运营。’”
原来的CEO正准备退休，所以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难题。“哈里在房间里环视了一圈，看到了我，于是说：‘查尔斯可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沃伦说：‘那就好。’查理、古瑞恩和我希望明天能和查尔斯开个会。”
多亏了那些在最后时刻退出的买家，哈金斯对于此类会议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他知道哈里·西伊肯定已经把喜诗所有好的方面都告诉了这几位可能的买家了。
“我准备了一些资料，都是关于公司到目前为止做过些什么的。我打算告诉他们我自己看到的一些问题、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我对于竞争的看法，所有不好的方面。我把我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列成一张清单给他们看。”
“沃伦是个非常冷静、脚踏实地的人，”哈金斯回忆说，“古瑞恩从来不多说话。查理则一直都非常主动。沃伦和查理时常同时说话，让我有所顿悟。不过他们三个我都喜欢。他们对做过的事情从不吹嘘。我知道查理以前是律师。沃伦就像是一双旧鞋子那样令人舒服。查理像是一位大学教授或者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古瑞恩则让我感觉他对于任何事都无所谓。他看来完全和那两位毫不相干，但事实上有关系。他看上去永远都不太正经，其实却非常严肃。”
沃伦告诉哈金斯首要的是要解决收购问题，不过，“一旦这件事发生了，我们预计到这样一些后续的事情。首先，我们希望你能以总裁和CEO的身份运作喜诗；其次，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西伊家的人和公司还有关系。有些人会在公司出售后逗留很久，请你安排一下让他们能自行离开。”
哈金斯说沃伦和查理希望他能全面掌控。“我们希望你能以道德规范保持公司的生产准则。”巴菲特说。
西伊家族要求3000万美元，但由于账面价值很低，巴菲特和芒格决定出价不超过2500万美元。他们谈崩了，不过后来西伊又打电话回来接受了2500万美元的出价。芒格和巴菲特于1972年1月3日正式收购了喜诗糖果，付出的价格是账面价值的3倍，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当时在想，查理住在汉考克公园，沃伦则要回到奥马哈。”哈金斯说。他担心自己如何与自己的新老板交流。
巴菲特告诉哈金斯他知道喜诗最繁忙的销售旺季即将来临，因为圣诞节的销售占到了全年利润的一大半。假期过后大家会再碰一次头，讨论下一步的策略。
“我们握了握手，那就是圣诞节前我开的最后一次会，”哈金斯说，“我仍然不太理解沃伦，摸不着头脑。”自那以后，哈金斯对查理和沃伦有了更多认识。
“真正的合同签订日是1972年1月31日，”哈金斯说。一个月内查理和沃伦就又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坐在自己的桌子前，他们两个在我面前。沃伦问问题，查理则插入很多意见。”
尽管如此，哈金斯还是对于喜诗的新主人感觉不错。“我有很强的预感，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沃伦让我想起了自己非常欣赏的人——威廉·罗杰斯。顾家、值得信赖、非常聪明。就好像他会和我们一样运作业务。查理也类似——我当时对查理有一点小戒心。查理总是‘一、二、三、四’这样命令人，不过后来我也习惯了，那就是他的风格。”
不过哈金斯知道不要轻视查理。“要是你想把查理从一个立场中拉过来，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查理是那种会怒发冲冠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忘记一切。”
“虽然是蓝筹印花收购了我们，但很显然沃伦、查理和古瑞恩才是真正的主人，”哈金斯说，“我问：‘你们都走了之后，到底想要我怎么和你们沟通呢？’沃伦说：‘你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是有危险、麻烦的征兆就告诉我们，不过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下，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你能在西伊家族打下的基础上做得更好，那就最好了。’”
接着巴菲特又补充了一点他对糖果本身的体会：“你们的定价远低于市场。”
虽然哈金斯对交易的感受相当正面，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立刻面临的挑战就是让忠实客户相信喜诗在新主人的管理下不会有任何改变。
首先，1972年收购案在报纸上公告的时候，人们知道是蓝筹印花买下了它。“要知道，”哈金斯说，“人们对这家公司并没有太多的尊敬。他们才经历了一场反垄断官司，看起来不怎么样，这也令我们很多忠实客户们在品尝糖果的时候觉得口感欠佳。1972—1973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那些有疑虑的客户打交道，他们对于西伊家族把公司卖给这样一家会毁了喜诗的公司非常愤怒。一夜之间我们接到了很多投诉信，大家都说糖果的味道变了。”
喜诗的长期顾客在店里买东西的时候通常都是彬彬有礼的，这次他们几乎恐慌了。人们聚集在当地的店铺里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些让店员也相应地不安了起来。
哈金斯在公司内部邮件中写道：“在公司51年的历史上这段时间看来是变化最深刻的时期。不过更多的事情没有变。我们不会改变与员工或顾客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希望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损失任何一种制造喜诗糖果的关键成分。”哈金斯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抚平了因公司出售而引起的骚动。
尘埃落定后，喜诗开始拓展在密苏里、得克萨斯和科罗拉多的市场，甚至还远赴香港。喜诗参加了1982年在田纳西州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展览大获成功，以至于喜诗在当地开了一家分店。
然而，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来袭，喜诗关闭了很多州外的分店。远方的顾客只能通过产品目录和电话来订购商品。
与此同时，零售业雇员联盟试图组织起店里的销售员们罢工。喜诗一共成功瓦解了四次由零售业雇员联盟组织的罢工行动，主要的手段就是支付比联盟水准略高的工资。后来喜诗碰到的问题是负责运货的卡车司机们的联盟，不过通过劳工谈判得以解除了合同，把工作转交给一家私人卡车公司，那家公司重新雇佣了大多数喜诗的老司机。
有一度，喜诗被来自中西部的一家主要糖果制造商所攻击。
“1973年，拉塞尔·斯托弗糖果大举开设他们自己的店铺。他们决定对喜诗展开一场攻坚战，把我们赶出市场。”哈金斯回忆说，“他们的店面看起来就和喜诗一模一样，名叫斯托弗太太。他们抄袭我们的形象，想要攫取我们的市场。当然，我把情况告知了查理和沃伦。”
芒格说：“如果他们侵犯了我们的商标，我们可以告他们。”
“接着，查理给了我很多指点，要寻找什么样的证据。”哈金斯说。
哈金斯聘请了一位摄影师，派他去斯托弗店里拍下所有和喜诗商业外观相似的地方，诸如方格地板、格子窗以及挂在墙上的老照片。
“查理说：‘我希望这件事由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里的一位合伙人来负责。她出生在加州，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书。我会把这个任务交给她，希望你可以到我办公室来一次和她见一见。’她就是卡拉·安德森·希尔斯。我见到她就很喜欢。30分钟内我就知道她的性格和查理一样。”
那是一种什么性格呢？“去把那个拿过来，”哈金斯说，手指在空中指指点点，“事情很有趣。结果，查理告诉他们，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打算采取哪些法律措施，把他们吓得要命。他们放弃了，同意不再开设任何新的抄袭店，已有的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整改。”
喜诗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它在自己的市场中是领导者。“有一些行业中，经营的本质就是有一家公司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芒格说，“赢者全胜是大势所趋。这种规模优势非常厉害。举个例子，杰克·韦尔奇执掌通用电气的时候，他断言：‘见鬼去吧！我们要么就在自己所从事的每个领域中都数一数二，要么就干脆退出。’这是非常强硬的立场，不过我认为要考虑最大化股东的利益，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在那段时间里，哈金斯开始认识到芒格是非常务实的人。“对于他像本·富兰克林的形容非常恰当。虽然查理言行鲁莽，可是有了这样的人品，你还想多要求些什么呢？”
哈金斯说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解决了侵权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困难。由于理查德·尼克松执行的工资和售价控制，公司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运行。
当早期的那些问题得到控制、喜诗的运作变得平稳起来后，芒格和哈金斯待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起来。“最后10年我们之间的见面和直接接触的机会逐渐减少了。”哈金斯说，“我怀念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和沃伦定期谈话，每隔10天左右我们通一次电话，然后他和查理交换意见。我不需要同时给他们两个打电话。”
20世纪90年代，喜诗开始了一次更为小心谨慎的扩张行动。这次他们没有开新店，而是在机场和百货商场里开设专柜。
20世纪末，喜诗在全美各地共有约250家黑白色调的店铺，其中三分之二在加利福尼亚。公司每年售出3300万磅糖果。其中75000磅是通过公司网站售出的，他们也提供免费电话订购服务。1999年的销售额是3.06亿美元，税前营业利润达到了7300万美元。
虽然比不上年底的节日季，伯克希尔每年5月在奥马哈举办的股东大会日对于喜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在1999年的股东大会上销售额达到4万美元，”哈金斯说，“沃伦对此非常自豪。”
“喜诗糖果，”芒格开始追忆往事，“收购的时候高出账面价值很多，不过还是有回报的。我们收购连锁百货店HochschildKohn的时候低于账面和清算价值，却完全没有效果。这两件事加起来帮助我们转变了投资思路，开始接受为优质资产付出更高价格的观念。”
收购喜诗的时候，查理和沃伦还是捡便宜货专业户。不过随着业务的增长，他们有了新的想法，转变势在必行。“你可以到别人涉足不多的领域里去看看，那里通常有很多机会。”查理说。
蓝筹印花能以那个价格买下喜诗纯属运气。芒格将此归功于阿尔·马歇尔在最后关头把他们推入了正确的轨道。
“要是他们还想再多要10万美元的话，我们就不会买了，”芒格说，“我们当时就是那么愚蠢。”
即便如此，“当我们收购成功后，除了喜诗，几乎没有人能成功销售盒装巧克力。我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成功是否会延续下去。”巴菲特说。
当他们发现喜诗是一门出色的、不断发展的生意后，芒格和巴菲特认识到，收购一笔优质业务让它继续运作下去要比买下一家价格很低却在苦苦挣扎的公司，然后费时费力甚至费钱去拯救它要容易和愉快许多。
“要是我们没有买下喜诗，我们也不会买可口可乐，”巴菲特说，“感谢喜诗为我们赚到了120亿美元。我们很幸运地买下了全盘业务，这件事教会了我们许多。我们曾经收购过风车业务，确切说是我自己，查理从来没有涉足过风车业务。我还拥有过二流百货商店、水泵公司和纺织厂……”他认为这些和风车业务一样麻烦不断。
芒格说他和巴菲特早就应该认识到收购优质资产的优势。“我认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当时那么傻。”
喜诗的增长速度不快，却稳定而可靠——最棒的是，它不需要额外投入资金。
“我们试了50种不同的方法把钱投入喜诗，”巴菲特解释，“要是我们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对喜诗额外注资，然后得到现有业务回报的四分之一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我们太爱这家公司了。想了无数个主意，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笔钱放进去。”
芒格补充说：“顺便提一句，我们真的不应该抱怨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一堆每年都要亏掉很多钱的公司。”
芒格告诉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扩张情况并不理想。要试图扩张就好比是把钱扔进老鼠洞，有去无回。这样的公司通常不会引起大多数公司的收购意愿，但伯克希尔却会非常欢迎，因为这样他和巴菲特就能把资金拿出来投资到其他利润更高的地方去了。
巧的是，这也是伯克希尔从来不分红的原因。伯克希尔坚持持有现金，因为巴菲特坚信保留赚到的现金进行二次投资能为股东们创造更高的市场价值。
对于喜诗而言，芒格说：“我们学到了你思考和行事的方式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些经验让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收购更为明智，做出了更好的决定。所以说我们通过和喜诗的合作得到了许多。”
虽然喜诗在伯克希尔皇冠上占据荣耀的地位，但它现在的业务量只占伯克希尔非常小的一部分。即使喜诗现在市值有10亿美元，它在伯克希尔的市场资本总额中却不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