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城市
对我们四个乡下男孩子来说，纽约城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起先，这个城市让我完全无所适从，也令我惊骇不已。当然，这个时候，我快11岁了，但仍然极为腼腆。另外，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时发生过的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纽约是个不太友善的地方。
一位纽约女士，我们家族的一个亲戚，来卡姆登镇走亲访友。我们男孩子都把脸擦洗干净，父母打发我们去问候她。我们心里琢磨着一个纽约来的女士长得什么模样。
我记得，这位来访者透过一副长柄眼镜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看。当时是夏天，我们都光着脚。这位纽约女士看着我们的脚，往我们面前扔了一枚10美分的硬币，嘴上说：“拿去买鞋子吧，赏你们的。”她本意是开玩笑，可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幽默。我们吓得一转身逃回了家。
在卡姆登镇，我们只是在天气不好非穿不可的时候才穿鞋子，或是在犹太教星期六安息日才穿。当然，在纽约，我们每天都得穿，这常常使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的人行道可没有卡姆登镇周围的树林好走。
关于这座大城市的其他最初印象，我现在仍能想起一些：看到高架火车的蒸汽机车扑哧扑哧地喷着烟呼啸而过，我感到莫名诧异；看到水从龙头里涌出流进厨房洗涤槽或是大盆里，我觉得非常神奇。纽约有一样让人挺高兴，我们不必像在南方那样为了洗澡得从井里担水。
我现在不知道，要是没有哈迪做出衷心拥护这座城市的样子，我如何才能受得了最初在纽约的那些日子。什么也不能让哈迪气馁，他锳入（像走在不知深浅的水里）这座令人畏难的大城市，仿佛它只是另一个身材高大、不好对付的男孩，这家伙正寻衅着要跟他打架。
与卡姆登镇宽敞的家比起来，我们租住的公寓显得逼仄不堪。父亲在西57大街144号租下一座四层褐石公寓楼的顶楼两个房间。母亲、父亲、赫尔曼和塞林共用一间，哈迪和我用另一间。在北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里，我们总是靠着墙挤成一团，那堵墙的背后是一座暖烘烘的烟囱。
我们在寄居的地方吃饭。几年之后，我对歌舞杂耍表演颇有几分痴迷，看到一些滑稽演员，听到他们说的一些笑话，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捧腹大笑。但听到有人就寄居公寓里发生的事讲笑话，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一听到这种笑话，我就想起最初在纽约的那些日子。
我们的女房东尽其所能让我们过得舒适。她的名字，也不知叫雅各布小姐还是雅各布夫人——在我那个年纪，区分不区分似乎不太重要。不过，我确实记得，她是一个身量粗大的女人，前额吊着一缕卷发。
她渐渐喜欢上了我们几个男孩子。桌上总摆着葡萄干和水果，她还常常利落地把糖果塞进我们的口袋里。她的友善和厚待，在一段时间里对于缓和我们所有人焦虑不安的心境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到纽约后不久，父亲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他生病是因为心脏出了问题，医生告诉他来日无多了。起初他还一时冲动要回南方去。幸好又看了一位医生，就是术高望重的艾尔弗雷德·卢米斯（Alfred Loomis），他诊断父亲的病因是担忧能否在纽约立得住脚而招致的消化不良。多了一些病人找父亲看病后，他的苦楚立即消失了。
在这期间，母亲安排我们上公立69学校，当时学校位于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54大街。校长是马休·艾尔格斯（Mathew Elgas），想起他，我心里就会涌出一股温情。他亲自护送我去见老师——这是我最愉快的记忆之一。凯瑟琳·德福罗·布莱克（Katherine Devereux Blake）是老师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她那样帮助我克服了纽约在我心中搅起的困惑。在我的记忆里，她说的话是：“伯纳德，很高兴认识你。我相信其他男孩子认识你肯定也很开心。”
她让我坐在教室前面，然后好像就不注意我了。但在正午她问道：“哪位男孩子主动一下，放学后带伯纳德回家，上学接他一道来，直到他认识来回的路？”当天放学时，她同样又问了一遍。一个名叫克莱伦斯·豪斯曼的胖乎乎男孩很快就自告奋勇要接送我。14年之后，我在华尔街成了他的一个合伙人。
凯瑟琳给了我平生第一个奖品。那是一本《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它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房里，上面记着题词：“奖给具有绅士风度、综合表现优异的伯纳德·巴鲁克。1881年6月。”
我与凯瑟琳联系不断，她1950年去世时，我还在约翰·海尼斯·霍尔姆斯社区教堂为她致了一份悼词。每每想到她，我无不感到社会普遍对学校老师是多么的缺乏感激之情。
正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那些教育年幼者的老师，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国民性和良知。我们仍将依靠他们给未来的后代培养端庄正派之心和各尽其能的毅力。然而，记得就在不久前我还读到，一群高中生投票所做的选择表明教书是他们最不愿进入的职业。
支付给教师的工资应能让他们过上舒适生活。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应该公开获得荣誉。我一直极力主张每年应给最受之无愧的老师颁发“奥斯卡奖”。类似这种有形的荣誉，毫无疑问与定期授予男女演员、作家、球类运动员以及其他众多人的奖项一样恰如其分、适得其所。
我们对纽约城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近，它与卡姆登镇之间的一些差异渐渐地趋向于消失了。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也有空间让男孩子在其中玩耍。59大街上的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广场饭店所在地，有许多空场子，只是有个养了条小恶狗的人私自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棚屋。在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57大街的北边，除了在第六大道上有几座楼和一个名叫高德纳的人开的铁匠铺，也有很多空场子。铁匠儿子在我们班上读书。我们常常看铁匠打铁，对他强健的肌肉羡慕不已。
那些空场子对于附近的一帮帮孩子来说，是一片片野游玩耍的场地——也是一个个相互打斗的战场。实际上，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所处的氛围让我们想到在卡姆登镇“上城人”与“下城人”之间进行的那一场场争斗。“52大街帮”是我们附近地区最凶悍强硬的一帮人。
像在卡姆登镇一样，打架时抵挡攻击的重任又落在哈迪身上，他捍卫了我们这群人的声誉。他击败过52大街帮中的好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个长相英俊的爱尔兰男孩，这家伙叫约翰斯顿，经常打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小伙伴。哈迪最后一次痛打约翰斯顿是在学校的楼梯上。约翰斯顿向老师投诉，哈迪受到处罚，被暂停上学。他接着转到另一所学校，但那场架终结了约翰斯顿带给我们的烦扰。
对于我们来说，夏天格外令人愉快，因为那都是在华盛顿高地“上北区”度过的，当时这地方基本上还是乡下。威廉·弗罗辛汉（William Frothingham）医生雇请我父亲替他在夏天几个月里主持诊所医务——这一做法持续了好几年。我们住在弗罗辛汉的大宅子里，那是位于157大街和圣尼格拉斯大道交界处一座很舒适的房子。
我记得，自己住的房间在房子后部，从这里看出去就是现在波洛球场（Polo Grounds）【注：波洛球场，原是马球场，现为棒球场，但仍然沿用马球（polo）名。——译者注】所在的地方。当时，那还是由树木、黑莓、忍冬和荆棘丛错杂在一起的大片地方，其中还有——有毒的常春藤，我离它们太近便知道了有毒。
我们花50美分就能租到一只小船，要到哈莱姆河边的小溪和咸水沼泽去玩耍，划小船是最理想的办法，当时在哈莱姆河还随处可见软壳蟹。
有一回在河上的探险差不多成了我经历的最后一次。哈迪和我上午钓鱼、抓蟹。中午吃过野餐，我们和几个男孩子玩到一起，他们当时正坐在纽约中央铁路的一个临时支架上，铁路顺着哈莱姆河向前延伸。我们给新认识的朋友胡扯了一些虚构的故事，引他们开心，故事说的是我们在南太平洋群岛野人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冒险。
我们划船回家，一路狂笑不已，心里想象着自己如何愚弄了那几个男孩子。我坐在船尾，靠在船舷边保持平衡。突然，我们和另一只船撞上了。一只桨打在我身上，我一头栽进浅浅的河里。
我奋力挣扎着，要把自己从满是淤泥的河底解救出来，那情形就好像过了很多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心里飕飕闪过的念头：首先是，我之所以遭到惩罚是因为自己是个可恶的骗子，编造了关于南太平洋群岛的那些故事；其次是，我本不应该弄死那只黑猫——谁都晓得这会招来厄运；最后是，我母亲对我的悲剧结局会怎样悲痛欲绝。
大约这时候，我露出了水面，脸上全是稀软的黑泥。与我们撞在一起的那只船上的男人此时都在用桨探着找我，哈迪在船舷上蹲下身子正准备跳下河救我。看到我一塌糊涂的模样，他们放声笑起来，但看到我呛了水呕吐得厉害，便又止住笑声。他们将我拉上岸，放在一只桶上，把我翻来翻去让体内的水倒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哈迪只想着母亲是否会发现我的衣服湿了。我们回到家时已经晚了，母亲看到我们，放心地松了口气，并没问什么问题。
当时，对我们父母来说，纽约也涌现出越来越多令人愉快的团体。父亲平稳地获得一些声誉，这以后在医学上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认可。或许，他获得的最大声望是，他在美国首创科学水疗法，成了国内第一个水疗法教授。但在此之前，他倡导为穷苦人修建公共浴室，并且是最早确诊一例阑尾炎穿孔并据以成功实施外科手术的几位医生之一。
这件事发生于1887年圣诞节那一周。赫尔曼叔叔的合伙人萨缪尔·维特考斯基（Samuel Wittkowsky）的一个儿子，在纽约游玩期间突然病倒，生的病按当时的术语叫“肠道炎症”。父亲请来两位外科医生桑兹（H.B.Sands）和威廉·布尔（William T.Bull）来会诊，并建议切除这个男孩的阑尾。桑兹医生反对说，要是做切除手术，男孩子会死掉的。“如果我们不动手术，他才会死呢！”父亲回答说。
发炎的阑尾被切除——手术日期是1887年12月30日，那个男孩康复了。1889年，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生维耶斯（A.J.Wyeth）给纽约医学院师生做演讲时提到这件事，并郑重地说：“就阑尾炎外科手术的发展而言，我们医疗行业和人类对巴鲁克医生的感激均甚于对任何其他个人。”
在代理弗罗辛汉医生的诊所期间，父亲还负责管理纽约少年精神病院。这可能激起了他对大众浴室的兴趣。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还一如既往地使用我们称之为北河上“漂流浴盆”的东西。那些漂流浴盆就是一些木制的平底大货船，中间部分切开，年轻人夏天可以在其中游泳。不过，城里下水道污水正巧也都排在北河里，父亲因此把曼哈顿岛称作“被污水包围的一处陆地”。
作为纽约县医疗协会卫生委员会主席，父亲发动了一场持久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导致纽约城和芝加哥都建起市办的公共浴室。Rivington大街的那些浴室1901年开放，后来为纪念父亲都重新命了名。
母亲也对与市民有关的事务热心起来。她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慈善组织都挺希望她加入。她是美国革命女儿会和南方邦联女儿会纽约分会的成员。她还对各种慈善活动很感兴趣——无论是犹太教的活动，还是新教和天主教的活动，她都积极参加。只要是值得为之付出的事业，活动属于哪个教派的背景并不是她关心的事情。
有年夏天，母亲结识了胡德·伍莱特（J.Hood Wright）夫人，她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 Morgan ＆ Company）一位合伙人的妻子。伍莱特夫人组织了一次社团展会，为设立胡德·伍莱特医院筹款，这时发现母亲是个很能干的助手。胡德·伍莱特医院后来改为尼克尔博克尔医院（Knickerbocker Hospital），父亲成了那里上门问诊的内科医生。
在纽约，母亲能去犹太教堂做礼拜，这也让她感到非常满足。卡姆登镇没有一座犹太教堂，先前母亲只是偶尔去查尔斯顿才有机会参加礼拜仪式。
母亲不仅上犹太教堂，还经常与不信仰犹太教的朋友一道去基督教堂。她喜欢听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牧师阁下布道，他是个脾气暴躁的南方人，写了一本叫《宗族男人》（The Clansman）的书。母亲也经常去布鲁克林听亨利·沃德·比切尔（Henry Ward Beecher）布道。
有首粗俗下流的歌曲，唱的是比切尔牧师阁下卷入一件丑闻的事，街上野游的一帮帮孩子过去常唱这首歌。记得有一天，我一个兄弟走进家里时就反复唱着：
亨利·沃德·比切尔，主日学校的老师儿……
看到父亲脸上的表情，我兄弟立即闭了嘴。
我记得，有次听见母亲被人问到，作为一个犹太女人，她怎么可以去把崇拜基督当做一部分信经的教堂。母亲回答说：“如果说他没有神性，那他所有的行动、他的生命、他的死亡都是有神性的。”
冬季的一天，哈迪、两个名叫德拉克尔的男孩和我一起在高纳德铁匠铺附近玩耍，突然，来自另一帮派的几个男孩子挑衅我们打起了雪仗。打着打着，不一会儿，我们的对手就扔起石头；因他们人多势众，我们便退到自己寄宿房子的门廊上。追打我们的那些家伙没上台阶，但站在屋檐边的滴水沟上骂我们。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sheenie"这个词。因为我们说的是南方口音，有些男孩子此前学舌我们说话，总会引来一场打斗，但“sheenie”是讽刺挖苦人的新词。直到那两个叫德拉克尔的伙伴解释说那是辱骂犹太人的，哈迪和我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故意惹恼我们的那群人的头儿——一个还算结实的男孩，蓝蓝的眼睛，偏暗的睫毛，一副娃娃脸。哈迪冲下台阶追打他，却被他们围在一起打了。我过去救援，也被打倒。哈迪大声喊着，叫我跑到楼上拿他的马车辐条，那东西就放在厅里。我取了过来，哈迪用辐条狠揍那个为首的。很快，他就打得那帮人跑到远处站着。
哈迪骂他们胆小鬼，提出要同时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两人对打。一个大个子男孩站出来，说要跟哈迪单挑。我兄弟给他好一顿痛揍，以至于声名大振，哈迪的威名成了我们附近地区的一个代名词。那帮家伙谁也不敢再骂我们是“sheenie”了。
这场架让我知道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而我此前是从未体验过的，但在此后的人生中，我会遭遇许多这类偏见。
在南卡罗来纳州，我们从来没有因是犹太人受到过歧视。卡姆登镇居住着五六个家族的犹太人，我们是其中之一。德·里昂（De Leon）和列维（Levy）两个家族独立战争前就定居在镇里；鲍姆家族和维特考斯基家族是后来的。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镇民。德·里昂家族尤其不一般，他们是人口众多、享有盛名的大家族，为南方邦联贡献了一个公共卫生部部长和一名派往法国的外交官。老德·里昂我从未见过，因为南方邦联的一些军官拒绝接受投降条件，逃到墨西哥，他也是其中一位。几年后，他应格兰特总统的邀请回来了，后来的日子是在西部开医疗诊所度过的。
卡姆登镇没有一座犹太教堂，母亲总是在家中给我们念祷词。每逢星期六，我们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并且不允许跑到家里院子外面去。不让出去挺让人难熬，因为星期六在卡姆登镇是个“大日子”，方圆几英里的人都从乡下农场来到镇上。
每个星期天，出于对我们邻居的尊敬，母亲会逼我们穿上正式的衣服，还叫我们“规矩点儿”。
如果说宗教之间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这些差异也只是酿出了互相尊重的态度。1913年左右，在我们离开卡姆登镇30多年后，我回去了，这时才充分认识到当地人对我父亲怀有多大的敬意。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一个黑人司机到火车站接了
我，当我们的车经过我们家以前住的房子时，他说：“有个医生过去住在那里。北方佬花了好多钱让他到北方去。他走后，这附近的很多人纷纷病倒，像苍蝇一样死掉了。”
母亲在严格遵循犹太教规的家庭里长大；在犹太人的节日里，对于奉行宗教习俗，母亲比父亲看得重。在南卡罗来纳州，父亲曾领导过希伯来施善协会，我现在还有一份他准备搬到纽约时写的辞职信。在这封信中，他极力主张继续施行犹太教和《圣经》上关于“高尚道德”的教诲。但是，尽管父亲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我记得他告诉过我：“我不相信，会有一个复仇的上帝，提着把剑站在倒下的人们身旁。”
一天，父亲把我兄弟和我叫进他的书房。关上房门后，他让我们答应，在他弥留之际，我们不能让母亲请一位拉比来做犹太教临终祷告。“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欺骗上帝没什么用了。”父亲解释说。
父亲81岁时中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亲也病了——她晚去世6个月——不能从床上爬起来。她躺在二楼的一间房里，父亲躺在三楼的一间房里。
母亲喊我们进去，叫我们去请西82大街犹太教堂的弗雷德里克·门迪斯拉比，让他给父亲做临终祷告。奇怪得很，就在几天前，父亲还提醒过我们注意以前许下的诺言，他还说：“我最不能为你们男孩子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你们看看怎样死去。”
我们只好对母亲说：“不行啊，母亲，你知道我们答应过父亲的。”母亲侧身转过脸去，轻声地独自啜泣。
父亲一直担心自己临死时可能会变得歇斯底里，或者精神错乱说胡话，但几乎到最后他都控制了自己，保持了神志清醒。我做医生的弟弟赫尔曼，坐在父亲床沿上说：“我是哈迪，我是哈迪。”想试探父亲是否还清醒。父亲已失去说话的力气，但眼睛转向哈迪，这表明他仍能认出我们。父亲以前就要求去世后给他火化。母亲去世后，我们照她的愿望，把父亲的骨灰放进她的灵柩里，放在她的脚边。
在遵守教规方面，我早年与母亲很相像，比我的兄弟们像。在门迪斯博士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希伯来语，阅读水平还行，可以看懂祷词。我去犹太教堂做礼拜，还上主日学校。直到大学毕业后，每个犹太教圣日我都会过的，在赎罪日我会极仔细认真地按照教规禁食。
读大学时，尽管我深受班上同学的喜欢，被推选担任了好几个班级职务，但从未被接纳加入那个所谓的“秘密社团”——现在知名的叫法是兄弟会。后来在华尔街，甚至在我从事公共事务期间还有一段时间，我都得忍受类似的歧视。
获得一些声誉之后，我实际上成了专业反犹太主义者偏爱攻击的一个目标。亨利·福特收购的《德宝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有一回用相当大的篇幅专门写我，说我是一起被称做“国际犹太人阴谋”的一个领导者。这些攻击后来得到三K党、查尔斯·考福林（Charles E.Coughlin）神父、杰拉德·史密斯（Gerald L.K.Smith）和杜德雷·佩里（Dudley Pelley）的附和，更不要说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阿道夫·希特勒怎样对我了。
这些攻击对我的伤害，绝没有我的孩子遭遇歧视对我的伤害大。我的两个女儿是在她们的母亲信仰新教圣公会的环境中长大的。然而，她们被拒绝入学她们的母亲曾上过的同一所舞蹈学校。即使在新教教堂的牧师干预时，她们还是被好几个私立女子学校拒之门外。
要给我的孩子解释她们为何遭遇这些无理的歧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让这些事情令她们感到愤恨和挫折，反而告诉她们应把这些歧视当做鞭策，使自己付出努力，获得更多成就——这就是我如何解决偏见这一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我叫孩子们不要让某些美国人的狭隘心胸遮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国家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些人很有智慧。当他们要界定自己设想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时，他们慎重其词，写下了——“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不是“幸福”，而是“对幸福的追求”。他们没有做出乌托邦式的承诺。他们只承诺给予人们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
要是能通过铲除偏见和偏执的立法，那该有多好啊！但人类的秉性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在对种族和宗教的理解上要取得进步，关键在于承认个体努力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就。
美国给予我们的宝贵遗产——这遗产就是美国——正是给予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得自我提升的机会。没有哪种形式的政府可以给予我们更多。只要这种遗产仍然在我们手中，随着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地因自己的价值被认可，我们将继续朝着更好地理解宗教和种族这一方向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