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市场是一个复杂多变的适应性系统
我们一直觉得股市预测的唯一价值在于让算命先生从中渔利。
——沃伦·巴菲特
任何人对沃伦·巴菲特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就会知道他对预测的立场是清楚明了的：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管是经济预测、市场预测还是个股预测，巴菲特坚信预测在投资中不占有一席之地。在过去的40年里，他获取了巨大的财富和无与伦比的业绩，他的方法就是投资于业绩优秀的公司，与此同时，避免因推测未来的市场走势而给投资者造成诚惶诚恐以及灭顶之灾。巴菲特说：“事实上，人的贪欲、恐惧和愚蠢是可以预测的，但其后果却是不堪设想的。”
对于巴菲特的许多信奉者来说，市场预测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有些人能够推动他们的投资策略而不受沿途“算命先生”的干扰，而多数投资者出于善意，却经不住向他们兜售超级洞察力的商人的诱惑。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总是被那些号称具有预测未来能力的人、概念或系统所吸引。巫师、占卜者、江湖医生、看掌算命者与相面算命者、市场预测家与经济预测家，他们都只简单地说一句“今天我能告诉你明天将发生什么”就赢得了成百万人的注意。尽管历史的道路上横躺着许多先为人们尊敬、后为人们唾弃的占卜者的尸体，但总有一排排新
占卜者争先恐后地替代倒下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总能找到急切聆听他们预言的听众。
在今天就能得到明天的钱当然具有明显的金融优势，但我相信人类欲了解未来的这种冲动远比金钱更复杂。我怀疑人类有一种深切的心理需求要掌握未来。或许对未来无所知的感觉太令人不舒服，以至于我们忍不住地被那些能解除这种感觉的人所吸引。对这种脆弱心理需求的研究应增加到查理·芒格的格状模式当中去。
现在请记住，巴菲特并没有说市场是不可预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知道市场最终将奖励那些增加股民价值的公司，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奖励发生的确切时间。我们还可以确切地预测股价将持续波动，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下一年价格是向上还是向下波动。如果你想从《沃伦·巴菲特之路》一书中获益，你无需正确猜测到短期市场的未来走势，关键的问题是你要买对公司的股票。由此我们可以向你许诺你的选择最终将使你获利。
如果你属于那种早已将市场预测事宜抛诸脑后的人，你可以直接翻阅到本书的最后一章，但是对那些不时受到预测者忠告诱惑的人来说，则需花几分钟阅读本章。我希望他们能就此放弃短期未来走势预测的想法，因为它既不必要也不值得。
预测的危险性
仅举一个小例子来显示预测者必须穿越的变幻莫
测、暗藏危险的水域。
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16年中每半年对30年期国库券利率的预测情况及预测价值如何（见表8-1）。在31次预测中，不仅预测利率与实际利率根本不符，而且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有22次预测的走势完成是错误的。
古典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和经济是平衡的系统，这意味着市场和经济在其自然的状态下处于平衡状态。尽管供求关系的反向作用力或价格与数量的反向作用力是存在的，但股市与经济总是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在这个世界上，市场是有效的、机械的且理智的。这个理论是在100多年前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阐述的，它至今仍统领着人们的思想。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麦克尔·莫布森解释道：马歇尔的经济观点“源于经济理论与牛顿物理学原理相似的观点，经济学中也有因果关系，这种关系预示着经济的可预测性”。
始于400年前的现代科学基于下面这种假设：自然是由宇宙万物的因果关系法则统治的。按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尔雅·普里果金（Ilya Prigogine）的观点，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没有对今天数据的详细研究也就没有科学的远见。这种观点当然仅仅具有理论前景，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使科学家们从
一个表象的世界深入到一个理解的世界。
现代科学源于决定论。著名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解释说，科学的决定论就是“用自然的观点代替上帝的观点，用自然的法则代替神学的法则。大自然，或者说自然法则既是万能的也是无所不知的，它预先锁定万物。相反，上帝则是神秘莫测的，它以一种启示的方式出现。自然的法则通过人的体验和人的逻辑思维而被发现。由此，如果我们知道了自然的法则，我们就可以根据目前的数据用理智的方式预测未来”。
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是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位决定论者，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开创了力学领域，并且成为物理学的核心定律。他的做法成为日后科学发现争先效法的模式。毫无疑问，牛顿的发现模式是具有强大魅力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不断标新立异开辟新的知识领域。
在牛顿的世界里，世间万物都是机械的，如钟表般的有规律可循。过去几个世纪中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化学家都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模式，这些模式无一不反映出牛顿对自然界的看法。然而，这种对牛顿模式的过度偏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按照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James Clark Maxwell）的
观点，“信仰决定论的人总是在判断上出现偏差，因为物理学家特别是他们的代言人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强化世界万物有序论的总体形象上来。”
特别使今天的科学家感到迷惑的是，世界的表现并不像牛顿的框架允许我们看到的那样。牛顿的传统物理学只是用一系列机械运动原理来描述物理现象，而用它来描述生活的丰富多彩性似乎太过僵硬了。请不要误解：当我们描述飞机的轨迹时，牛顿定律发挥着充分的作用，但当我们试图描述细胞的繁殖、免疫系统以及人的行为时，牛顿的机械原理则显得力不从心了。古典科学法则似乎没有能够为人们认识生活提供更好的解释。
许多年来，一部分科学家们躲避研究那些与牛顿法则不相符合的现象，他们被世界平衡的观点完全控制住、禁锢住了。基因学家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称这些科学家为“柏拉图主义者”。这位著名的雅典哲学家声称，“我们看到的周围的杂乱无章、并非完美的物质世界仅仅是完美的原始模型的写照而已”。据列文廷的介绍，还有另一群科学家将世界看成是不断变化的，它的物质成分总是在运动和无止境地排列组合。列文廷将这类科学家称为“霍拉克里特主义者”（Heraclitians）。这位伊奥尼亚的哲学家，
充满感情和诗意地争辩道，“世界总是处于一种流动状态。”霍拉克里特生活在比柏拉图早200年的年代里。他观察到“踏入同片水域者，其人同，河同，水流不同也。”按柏拉图对此言的解释：“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斯坦福经济学家布瑞恩·阿瑟（Brian Arthur）说：“当我读到列文廷的这段话时，它对我真是莫大的启示。我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界争论的焦点。我对自己说，‘啊！我们终于开始从牛顿中找回自我’。”
布瑞恩·阿瑟在数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都训练有素。多年来，他一直为迎合其他经济学家而痛苦挣扎，因为其他经济学家都极力鼓吹马歇尔的机械看待世界的观点。阿瑟的两难境地在我们国家最知名的大学象牙塔内找不到答案，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大楼里也找不到答案，但却出乎意料地在新墨西哥州的桑格里·德·克里斯托山（Sangre de Cristo Mountains）找到了答案。
圣菲研究院
在美丽的圣菲省省会城市，在古老的土坯房和现代艺术馆的一旁坐落着一座巨大的沿山而建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曾为私人豪宅，但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智囊团所在地，这就是圣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
或许是由于稀薄的空气，或许是由于湛蓝的天空，或许是由于红色的山峦与沙漠交相辉映的美景，访问圣菲研究院的人都感到思绪起伏，感慨万千。不管是什么原因，圣菲研究院似乎是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将其理论系统化的理想场所。科学家在圣菲研究院并不做什么定性的科学研究，相反，他们彼此敞开心扉，交流信息，帮助彼此建立对生活重新认识的方法。
圣菲研究院是在1984年由乔治·科旺（George Cowan）组建的。他是劳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的前任研究负责人。圣菲研究院是多学科的研究机构，它的成员由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并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这些科学家们联合行动，寻求跨越复杂多变的适应性系统的原则。他们不分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的人交流看法和理论，并且被鼓励这样做。在圣菲研究院，关于蚂
蚁交流方式的报告很有可能会与经济市场信息传播的讨论同步进行。对很多人来说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可能微乎其微，但研究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科学家们却发现了很多相似之处。
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有许多复杂系统的范例，如细胞、胚胎发育、大脑、免疫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系。复杂性一词并无特殊含义。伊尔雅·普里果金说，任何系统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其中有多种彼此相互作用的因素。简单的系统（受万有引力吸引的物质或钟摆的运动）仅包括有限的几种运动成分。1立方厘米的气体可能包含成百万个分子，它们朝着各种方向弹来撞去。科学家将这种系统描述成分子的无序性，而不是复杂性。无序性一词是一个已被人们用滥的词汇，它的受欢迎程度在几年前达到高峰，它描述了一个分子混乱或行为持续无序的系统。
在圣菲研究院，科学家们已将注意力从无序性的研究转向复杂性系统研究。如前所述，复杂系统存在于无序性与僵硬的机械规律之间。普里果金说，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认识复杂性系统或许比从系统学的角度认识要容易些。毕竟，只有对不同复杂系统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才会最终帮助我们了解复杂性的真实面目。
1987年，20位客人应邀在圣菲研究院就将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系
统进行了讨论。10位理论经济学家受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邀请而出席。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则推荐另10位来自物理、生物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会议的初衷是启发人们对经济学产生新的认识。在报告和小组讨论中，物理学家学到了经济平衡与博弈论，而经济学家则试图理解布尔（Boolean）数学体系及基因规则系统。经过10天的刻苦工作，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发现了三项重要的经济特征。
首先，经济是许多“能因”彼此同步作用的网状体系。在一个胚胎中能因是细胞，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能因是人。细胞与人生活在一个由其他能因相互作用产生的环境之中。细胞与人不断地对体系中其他能因的作用做出反应，由此环境就永远在变。
其次，对经济的控制是高度分散的。在胚胎的发育中，没有领头细胞，同样在经济中也没有控制大师。诚然，我们国家的经济有联邦储备委员会，我们的政治家也可以改变税制和税法，但是总体经济是由千百万个个体（能因）每天的决策所产生的结果。经济体系中的协调行为出自于能因之间的竞争或合作。
最后，也是复杂系统最关键的特征，复杂系统中的众多能因会积累经
验，并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我们知道生物体的每一代都将通过进化重新安排他们的组织。人也一样，人将通过适应世界和积累经验不断改进自身。这第三项特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今天复杂系统被人们称为复杂自适应性系统。
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特征使经济不可能达到平衡。能因的行为，它的不断变化、反应和学习使经济永远不可能处于静止状态。有些科学家建议，一旦经济达到平衡状态，它就不仅仅是静止的，它将是死水一潭。
传统的数学方法包括微积分和线性分析，适合于研究在固定环境中的不变微粒。牛顿的方法仍在重复的机械世界中发挥着作用，但它对了解复杂自适应系统无济于事，我们仍要转向使用实验数学和非线性分析法。
爱尔·法罗问题
爱尔·法罗（El Farol）是靠近圣菲研究院的一个酒吧，它在星期四晚间专门播放爱尔兰音乐。布瑞恩·阿瑟现在是圣菲研究院花旗集团（Citigroup）赞助的经济学研究项目的教授，他生于英国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并在那里长大，所以特别喜欢到爱尔·法罗酒吧去听他喜欢的音乐，但是有一个小问题，爱尔·法罗酒吧经常充斥着一些粗鲁的酒鬼，阿瑟对这些人敬而远之，避之不及。对于每星期做出去还是不去这个决定的烦恼导致他形成了一个数学理论，他将这个理论命名为“爱尔·法罗问题”。阿瑟说：“它具有所有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特征。”
假设在圣菲有100个人喜欢到爱尔·法罗酒吧听音乐，但是如果酒吧过于拥挤，他们谁也不会去。还假设爱尔·法罗酒吧每星期公布它周四的上座率。在过去的10周里，上座人数分别为：15，18，83，66，45，76，67，56，88，37。音乐爱好者们可以根据这些过去的数字来估计下周去酒吧的人数。有些人估计这周去的人数将与上周去的人数大致相等（37位客人），其他人则可能估计这周去的人数是过去10周的平均数（55位客人），或者是最近4周的平均数（62位客人）。
现在让我们假设每个去爱尔·法罗酒吧的人都
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他预计去的人数要少于60人才去，100个人中的每个人都单独做出决定，他们可以使用过去几周的任何数据来做出最准确的预测。由于各自使用的预测指标不同，有些人将会在每周四都出现在爱尔·法罗酒吧，而另一些人将会待在家里，因为他们的预测数字超过了60。到第二天爱尔·法罗酒吧又公布了新的上座人数，这100位爱尔兰音乐爱好者又重新更新他们的模式，准备进行下周的预测。
阿瑟解释说，爱尔·法罗的预测过程可以被称为预测者“生态”。他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总有一小部分预测者注定“活着”，或者说至少预测者之一会被在预测中利用上，而其他预测者则处于“死亡”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预测者得以“复苏”，而另一些预测者“死亡”。
爱尔·法罗问题仅仅是一个用于帮助人们理解预测复杂适应性系统的难度的理论假设呢，还是确实存在于当今市场上呢？
每年，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都对一组机构投资者进行民意测验，调查影响他们所选股票的要素模式。民意测验特别强调不同要素模式在今年与去年受欢迎程度的变化。美林公司从1989年就开始进行此项调查，在此期间，投资者不仅改变了他们的选股模式，而且对不同模式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
美林公司机构要素模式调查，包括民意测验的结果，将23种不同模式的受欢迎程度排序如下：（1）（每股）收益惊喜；（2）股本收益；（3）收益回顾；（4）价格与现金流量比；（5）预计5年利润增长；（6）负债与权益比率；（7）收益（每股）动力；（8）相对实力；（9）市盈率；（10）价格与账面值比；（11）分析家意见的改变；（12）收益变化率；（13）红利折现模式；（14）价格与销售额比率；（15）忽略的股票；（16）β值；（17）预计收益离散趋势；（18）红利收益；（19）收益不确定性；（20）对外暴露程度；（21）规模；（22）低价股；（23）利率敏感性。
无论我们要预测未来股价，还是预测星期四晚出现在爱尔·法罗的人数，总是有无数种建立预测模式的方法。
如果我们将美林公司在过去9年调查的前10种模式单独列出来（见表8-2），我们就可以看到爱尔·法罗问题的启示作用。尽管惊喜收益是最持续的受欢迎的模式，但其他几种模式的使用则显示出差异性。例如，股本收益是1997年第二位受欢迎的模式，但在几年前却不太受欢迎。相反，收益动力在1989年和1998年是受欢迎的，但最近几年却失宠了。在1989年美林公司刚开始民
意测验调查时，半数以上的被调查投资者列出了选股中红利产出模式的重要性，而今天仅有12%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将红利做重点考虑。
美林公司的调查是阿瑟关于预测者生态理论的一个范例。在被调查的那些年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模式是如何死亡的，其他模式又是如何复苏的。
表8-2显示出在过去的9年里预测模式的渐变形式。图8-1则跟踪显示出1996~1997年受欢迎模式的变化情况，它展示出个人喜好改变的动向。例如，负债与权益比、价格与现金流量比，以及5年预计增长模式都显示出使用增长的趋势，相反，红利收益、收益动力以及收益变化率都在受欢迎程度上呈下降趋势。
图 8-1 1997与1996年使用的要素变化：按调查结果的百分比区分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是美林公司的量化研究部主任，也是此项机构调查的主要负责人。他说：“调查结果是一把有用的尺子，它衡量出哪些战略在最近几年受欢迎，哪些已经失宠了。”但这种结果又令伯恩斯坦感到迷惑。他解释说：“在过去几年里，我发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许多券商声称他们对投资有自己的定路，但选股的决策过程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很清楚。”
三层分离预测法
想去爱尔·法罗酒吧的人和试图选择正确股票的投资者均面临相同的问题，即准确的预报意味着预报的实际结果取决于其他人的预报，对此你完全了解。这个问题早在60年前已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认识。
他写道：“职业投资可以被比做报纸上的竞赛，在比赛中每个参赛者必须在100幅美人头像中选出最漂亮的6幅。大奖将颁发给所选照片与所有参赛者的平均喜好相吻合的参赛者。于是每个参赛者都必须选择，他们所选的照片不是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而是他认为能够抓住多数参赛者注意力的照片，所有参赛者都从相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怎样对公众的表现进行猜测，而且比一般公众猜得更好”，这个问题已经够绕人的了，但凯恩斯还嫌不够复杂，又增加了一个变量，他说：“一个人充分发挥其判断力，他选择的照片不是他认为最漂亮的，也不是那些平均意见，认为最漂亮的，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第三层深度，我们费尽心机所要猜出的是平均意见，估计平均意见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相信还有些人他们会深入到第四、第五或更高的层次去预测。”
这个美女竞赛的比喻与爱尔·法罗的客人和个人投资者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你对市场或经济即将发生的情况的认识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认为市
场上的多数人会怎样看待市场。巴菲特对此深有了解，他说：“我们有执掌几十亿美元的职业投资家，他们对多数市场波动感激不已。他们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在未来的几年将做什么，相反，许多著名的券商现在集中精力预测其他券商在未来的几天将会做什么。”
我认为布瑞恩·阿瑟的爱尔·法罗酒吧的比喻是对股市所发生的事情的准确写照。尽管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将市场比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但我们距离解决预测市场行为的问题还相距甚远。在圣菲研究院，人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阿瑟与学院的另一位研究员约翰·荷兰（John Holland）密切合作，已经建立起一个人工的股市。这个建立在计算机里的人工股市有几百名投资者——能因。阿瑟解释说：“这些计算机里的小人儿通过学习最佳战略已变得很聪明。随着学习体验的增加，他们不断变换其战略，从而也改变了市场的性质。”
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并不需要克隆出整个人类。今天我们有可能使用高能计算机复制个体投资者的行为。在计算机里我们引入数字能因并赋予这些数字能因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开发出解决爱尔·法罗酒吧问题的数学公式。约翰·卡斯蒂（John Casti）说：“我们在数学问题上被卡住了，这是
整个领域的症结所在。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探索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本质特征。”约翰·卡斯蒂是一位数学家、作家兼学院的研究员。
卡斯蒂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17世纪的赌博者试图在赌局未完的状况下分割赌金是一样的。帕斯卡和费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开发出现在被称之为概率论的数学原则。卡斯蒂说：“复杂适应性理论仍有待自己的帕斯卡和费马的出现。”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投资
本杰明·格雷厄姆从跨学科的角度看待总体世界，特别是看待投资。对格雷厄姆进行过研究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金融思想家，同时也酷爱哲学和经典著作。尽管他对普通股投资的分析使其闻名世界，他的贡献还包括他对货币与商品的论著。《库存与稳定》（Storage and Stability）和《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World Commodities and World Currencies）都展示了格雷厄姆的世界观。麦克尔·莫布森说：“本·格雷厄姆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也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对世界的跨学科欣赏态度，使得他的证券分析课程内涵更加丰富。”莫布森目前正在教授格雷厄姆开创的“证券分析”课程。
在哥伦比亚大学，莫布森教授不仅教授基础金融模式，同时也研究其他学科的其他模式。通过这样做，他希望启蒙学生们将跨学科领域的模式应用到投资领域。莫布森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世界经济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大背景的转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必须随之发展。”30年前，技术在投资思维上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今天技术已占有突出的位置，而且莫布森认为，这种突出的位置要求我们发展我们的思维模式
以便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建立新千年的思维模式。”莫布森努力帮助他的学生将旧的平衡模式与更加富有活力的模式区分开，并试图在二者的交汇处了解世界的真正运行方式。莫布森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复杂适应性系统是一个了解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的有效途径。随着人们对复杂适应性系统认识的加深，我相信，投资者将会对市场的实际运作有更好的描述。”
分析市场的运作与试图预测市场是两码事，了解这点很重要。我们已经接近了解市场行为的边缘了，但我们还不具备任何预测市场的能力。复杂适应性系统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市场在不断变化，它顽固地拒绝被预测。
莱格·梅森公司的比尔·米勒说：“我们认为经济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致无法预测。靠与经济预测或市场预测保持一致，将永远不会增加你的证券投资的价值。”米勒与巴菲特一样从来不让预测影响他对个股的决策，但预测也没能阻止他对市场行为的研究，米勒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试图理解学术界对市场研究的最佳思路，其中对我们有所帮助的部分是理解复杂适应性系统，因为它与市场和行为金融学密切相关。”
比尔·米勒对圣菲研究院的了解源于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写的一篇无秩序理论的文章。詹姆斯
是《纽约时代周刊》（New York Times）的科学栏目作家。米勒由此开始思考对复杂适应性理论的研究能否使他对投资产生真知灼见。1991年，他的工作使他开始与花旗公司总裁约翰·瑞德（John Reed）取得联系，约翰·瑞德后来为圣菲研究院的经济学项目提供了基金。
米勒解释说，投资的问题在于投资圈里的每个人都在相同的圈里转，他们读相同的研究报告和书籍。投资者都从相同的渠道获取同样的信息。而在圣菲研究院，米勒阅读研究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科学家们的书籍和论文。米勒说：“他们的研究为我这样的从事实际商务的人员提供了洞察力。研究人员的工作并不是帮助我们打败市场，而是愉快地谈论他们的研究工作。”
今天，作为圣菲研究院董事会的财产托管人，米勒坚信他在圣菲的经历为他打开了思维的全新领域。他说：“经济体系就像在圣菲研究院被研究的其他复杂适应性系统一样，是一个多能因环境，并具有许多地方法则和反馈环路。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和预报性能因被研究院的研究者‘认识’之时，就是我们将它们应用到我们所做的投资领域之日。它已经帮助我们放弃简单的模式，而更具创造性地思考市场的错综复杂性。”
例如，经济经常被视为一个林间居住地。在此，竞
争者们为了在市场上生存，彼此残酷地拼杀。然而生态学家的研究显示，也有许多实例证明不同生物之间可能和平共处而并非刀枪相见。在一本由研究院写成的有关复杂系统的书中，生态学家注意到，两只鸟虽共食同种食物并被认为彼此争斗，却能相安无事地共同栖息在一棵大树上，一个以树的上端为家，另一个则以树的下端为巢。
读到这里，米勒开始联想到计算机行业以及存在于戴尔和康柏之间的血腥竞争。米勒想：“康柏未必与戴尔计算机形成直接竞争。竞争的活力远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事实上两家公司在市场上都有各自的可满足的利基市场。”
米勒还相信，投资者需要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今天的股市。他指出，标准普尔500指数包括了许多具有不同金融特色的高科技公司，今天的市场构成与20世纪60年代已完全不同（见表8-3）。1964年，技术公司仅占标准普尔500指数权重的5.5%,而基本原材料公司则占16.5%。今天，这两类产业公司的比例构成几乎换了位置。基本原材料公司的比例收缩到6.9%而科技公司扩大到12.0%，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还有其他的差异，在20世纪60年代，基础设施和石油公司占了综合指数的37%，今天，这两组公司占19%。金融
和健康保险公司过去在指数中几乎无足轻重，现在则占据了1/4的综合指数。
比尔·米勒说：“许多投资者仅使用历史评估方法或模式来决定股票什么时候便宜，什么时候贵，但历史评估方法的问题是对周边一切的依赖性。这就是说对个股的衡量取决于某一特定经济环境：某股的资本回报，某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战略实施。”换句话说，历史模式只有在公司和行业运转的环境与评估方法建立之初的环境相似的条件下方可奏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环境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不仅各个公司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投资者用来比较它们的指数也截然不同了。
股票市场里有成百万的投资者、商人和投机家，他们做出几十亿个决策，而股市就是对这些决策累计行为的反映。所有决策都是独立于他人做出的。每个人对市场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但都基于相同的信息。当所有这些能因彼此相互作用时，一个市场就形成了。在复杂适应性系统里，我们无法仅依照对个别能因的调查而对市场的未来进行预测。在复杂适应性系统里，总体的力量比部分之和要大得多。
有时，部分行为形成一种趋势。然而，由于每个单一能因仅有有限的知识，每个人都看到了趋势，但没有人能解释趋势是由什么引起的。由于市场上的所有能因都彼此呼应，
一个价格趋势就形成了。正是这个趋势带领人们进行各种预测。例如，某种股票在某一交易区间内将会下挫，这一趋势诱使交易者重复买和卖的格局。米勒解释说，在某点上一些没有被认清的行为方面的小小变化悄悄地、慢慢地潜入市场，最终一个关键的时刻来临了。莫布森教授将市场上的这种变化比喻成一个沙堆，它是经由缓慢的但却稳定的沙漏逐渐形成的。莫布森解释说：“每堆沙子就像一个单独的能因，作为个体它们并不重要，但它们与其他沙堆一起形成累计效果。一旦这些沙堆堆到某一关键点，整个系统将失去平衡。”其结果将如冰雪崩落。
微小的变化总是在悄无声息地潜入市场。米勒解释说：“令投资者感到害怕的是，旧趋势的崩落丝毫没有外界事件的简单预兆。投资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卷了进去，因为所有的信息投入都小到不足以引起投资者的重视。”
投资者总是打保票地认为某种股票或某个市场从整体上将回落到平均线——它将跟随某种可预测的定数格局走，但平均线是不稳定的，它基于成百万投资者的不同预测的决策之上，而这些投资者又根据其他决策不断调整自己的决策，所以平均线总是在不断移动变化。米勒谨慎地认为将决策基于固定模式之上承受着许多风险。“你认为市场只是一个简单
的线性状态，但市场是非线性的、复杂的、适应性的，所以，只有当市场突然停止运作时，你的系统才管用。”
对格局的重新认识
“人的大脑中的某种物质使得它注定要发现某些格局，不管这些格局是真实存在着还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但这与基础无序理论是背道而驰的。”上述这段话出自一本由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所写的可读性很强的书《思想火花》（Fire in the Mind）。这段话反映出所有投资者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约翰逊争辩道，人的大脑渴求格局，格局意味着秩序，秩序使我们可以制订计划并利用资源，但是这种对秩序的自然驱动力，在我们研究市场时蹦到了极限。布瑞恩·阿瑟说：“如果你真拥有复杂系统，那么具体的格局是不可重复的。”
假如圣菲研究院已研究了足够多的复杂系统，它将允许我们通过比较的方式观察某种复杂系统的行为，但在它做此事之前我们注定要与目前的市场为伍，这个市场表现出有限的几种行为格局，且这些格局经常被意外的且有时是剧烈的变化所打断。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它就像一个万花筒，世界变化的格局可能有某种秩序，但从来不按照固定的顺序重复变化。变化的格局永远是新的、不同的。
投资者在一个缺乏格局认识的世界里该如何应对呢？通过研究正确的部位和正确的层次。尽管经济和市场总体来说是
复杂和庞大的，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在公司这一层面的格局是可以被认识的。在每个公司的内部都存在着公司格局、管理格局以及金融格局。假如你研究这些格局，多数情况下你对公司的未来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预测。沃伦·巴菲特集中全力研究的正是这些格局，而不是几百万投资者的不可预测的行为格局。他说：“我一直觉得受基本原理的支配来估算权重，要比受心理学的支配来估算投票容易得多。”
巴菲特说：“我们将继续忽略政治和经济预测，它对许多投资者和商人来说都是十分伤神的事情。30年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越南战争的扩张、物价与工资的调控、两大石油危机、一位总统的辞职、苏联的解体、道琼斯指数一天跌破508点，以及国库券的收益率在2.8%~17.4%之间波动。”
没有预先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能阻止巴菲特取得过人的投资业绩。巴菲特说：“所有这些巨磅炸弹级的事件都没有在本·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中留下任何痕迹，它们对我们低价购买良好企业也没有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假若我们让这些不可知的恐惧拖住手脚或改变资金的使用，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会在语言方式中表达出来。如果投资者们想到某种格局，不管他们对格局的认识有多少错
误，他们都会参照对格局的认识而行动。圣菲研究院的好处是它帮助你认识到市场不是什么。一旦你认识到市场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你会自愿地放弃预测的想法，你也会明白市场将逐步达到其繁荣与萧条的关键点。
巴菲特解释说：“在今后30年里，一系列不同的大事肯定会发生。我们既不要试图预测这些事件，也不要试图从中获利。只要我们找到同我们过去购买的公司相似的企业，外部的意外事件将会对我们的长期结果产生极小的影响。”
下次当你被诱惑相信你已最终找到一种为实现利润而可被重复使用的格局时，记住每日在圣菲研究院工作的科学家们。下次，当你被市场的不可预测性惊得目瞪口呆时，记住巴菲特说的话：“面对两种不愉快的事实吧：未来是永不明朗的，而且在股市上要达到令人愉快的共识，代价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是长期价值购买者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