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拥挤程度常常和公司的财政状况相反。
——查理·芒格
“我们常常随机组成4人2组高尔夫对抗赛。你知道查理可以表现为一个多么风度翩翩、魅力无穷的人。”他的一名早期合伙人阿尔·马歇尔说。查理和他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4个人愉快地打一场高尔夫。“第二天我们在办公室的电梯里，一位高尔夫球友走进电梯和我们打招呼，查理却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你干嘛不和那个人打招呼？”马歇尔问。
“哪个人？”
“昨天和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的人呀。”
“噢，我根本没看到他。”查理回答说。
“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眼睛动手术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马歇尔说。有时因为查理表现得像是特意忽视他们的存在，很多人会因此而生气，特别是加州俱乐部或是洛杉矶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因为他们通常都不会被人冷落。马歇尔会向那个被冒犯的人解释查理并不是故意那样做的，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想事情，不过这种解释很少有人会接受。不过，马歇尔也承认，查理有时候也会故意有针对性地去嘲讽某人。
“我们有一次和一个军官打高尔夫，这家伙毕业于西点军校，”马歇尔回忆道，“那天的天空清澈湛蓝，这个军官正准备开球，查理忽然开口：‘我不敢确定，不过觉得在军队适当实行一点共产主义可能效果不错。’这个西点军校毕业生的脸红了，推杆也跟着失败了。”
20世纪60年代来临的时候，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成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越南战争还只是五角大楼礼堂中的流言。查理·芒格36岁，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同时还在开发几个前景乐观的房地产项目。他和财富管理专家沃伦·巴菲特相识已久、关系密切，巴菲特跟芒格保证他也可以以独立投资人的身份谋生。不过查理意识到，那样他要冒巨大的风险。
芒格说，当他开始涉足房地产业的时候，看起来风险很小。“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会失去一切。房地产项目的确采用杠杆工具，不过开发过程中的风险总是非常有限的。大额贷款中的确有条款说我们要保证项目完工，但如果完成的项目售价低于成本我们不需要还钱。”一旦共管公寓卖不掉，银行会收回房子的产权，芒格的实力会有所减弱但不是灭顶之灾。不过，芒格并不满足于同时兼任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房地产开发商两种身份。1962年，芒格开始利用自己的部分时间，以专业投资人的身份运作别人筹集到的资金。他迈出的这一步正是巴菲特多次建议他去做的。查理和他的扑克牌友兼律所客户杰克·惠勒成立了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他们的投资合伙人形式和巴菲特的很相像。惠勒毕业于耶鲁，是一名股票交易场内经纪人，在太平洋海岸证券交易所有两个特别席位。
惠勒和芒格得到了两个特别席位，位于交易大厅内，是接受买卖指令并完成交易的地方。这些席位用于缓和市场，确定挂牌的证券都有买家和卖家随时准备着。通常一个席位就是一个特定股票的独家交易商，因此，拥有一个席位就能大赚特赚。这个席位和查理从家人、朋友和以前的客户那里募集来的资金结合在一起赚到了很多钱。查理的任务就是在律师合伙人罗伊·托尔斯的帮助下对多余资金进行投资。
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和太平洋海岸证交所里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小型经纪人，他们通常购买会员资格以便将交易利润最大化。
“20世纪60年代采用的是固定利率制度，”李克·古瑞恩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成为证交所的成员，然后你的交易就不用收任何佣金。这笔小投资的收益是巨大的。”
他们采用了一个低成本、凑合着用的方法。惠勒和芒格在证交所一间很小的夹层办公室里工作，周围都是大型金融机构，同时也非常靠近洛杉矶的贫民窟。芒格和他的合伙人合用前面的一间管线毕露但空间较大的办公室，秘书则在后面一间非常狭小的独立房间里办公，就在厕所隔壁。整个办公室里只有2扇窗，每扇看出去都是一条肮脏的小巷。它符合芒格的要求，因为租金便宜，每个月150美金还包括了所有的公用设施费。
这种锱铢必较并不是很有必要，因为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成立的时候芒格已经积累了约30万美元，是他个人年度花费的10多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证券投资。
查理开办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时候，他和巴菲特常常聊天，讨论各种方法，在对方的启发下想出新的投资建议。然而，杰克·惠勒才是芒格在证券行业的第一位正式合伙人。此前和此后芒格也和其他人非正式地合作过，其中就包括李克·古瑞恩和罗伊·托尔斯。他认识古瑞恩的时候正和惠勒一起着手建立自己的业务。
“1961年一个朋友来电说他打算买入一家洛杉矶市中心的交易公司，因为有人正在出售。”古瑞恩说。古瑞恩决定他也要加入这项投资并帮忙管理公司。
卖家正是杰克·惠勒，他当时正在处理自己在惠勒和克鲁特登证券公司中的股份，因为打算和查理·芒格一起开一家新的财务管理公司。古瑞恩到那里处理交易的时候，芒格也在场，他们于是交谈了起来。“我去参加那次会议只是进行收尾工作。我要去把支票交给他们然后拿回股票交易资格证书。我们正在和芒格开玩笑的时候我的脑中忽然灵光闪现：‘我在这笔交易中站在了错误了一方。’”
古瑞恩意识到自己想去的是惠勒要去的地方，而不是现在的位置。古瑞恩的直觉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惠勒出售的是自己的兴趣，因为他和自己本来的合伙人看法不一致。投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建立在才智、判断力和互相信赖程度的基础之上。如果合伙人之间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无法调和，即使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人觉得鞋子里有一颗石子那样难受。芒格建议惠勒干脆结束和前一任合伙人的关系，全心全意地投入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古瑞恩用了自己当时仅有的4万美元买下了已经分崩离析的合作关系中较差的那一半，后来就全军覆没了。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芒格说，“他已经学到了很多而且干得相当不错。”
随着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成立，查理的商业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社交生活也是。
“查理开始每天很早就到证交所报到，”巴菲特说，“首先他会看公告牌，然后和朋友们一起丢骰子决定谁请客吃早饭。在证交所大楼顶楼的证交所俱乐部吃早饭是他们每天的仪式。古瑞恩在那里有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不过经常听他们高谈阔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在听课。”
古瑞恩的确在学习，而且和芒格一样，他也交了些新朋友。古瑞恩会成为芒格众多“最好的朋友”中的一个，不过是最不像芒格的。“我的母亲是一名女裁缝，就像铆钉女工那样。”古瑞恩解释。她死于酒精中毒的时候古瑞恩还是个10多岁的小孩。古瑞恩受过空军培训，不过后来退出了，多年后却开上了自己的飞机。他在IBM待过3年，后来又当过五六年的股票经纪。
“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从前面一次合伙人关系中解脱出来，”古瑞恩说，“查理和杰克·惠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了我的精神导师。后来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合伙人，并以巴菲特和芒格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榜样。”
J.P.古瑞恩证券公司在任何方面都模仿了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包括运作一个特殊席位。在他的著名文章《追随格雷厄姆和陶德的超级投资家》中，巴菲特描述了李克·古瑞恩的投资记录。“表六是一个家伙的记录，他是查理·芒格的朋友，又一个非商学院出身的人。他在南加州大学学的是数学，毕业后去IBM做了一阵销售。我找到查理后，查理找到了他，”巴菲特写道，“这里碰巧有一份李克·古瑞恩的投资记录。1965—1988年，相对于标准普尔指数（S＆P）316%的综合回报率，古瑞恩创造了22200%的投资回报率，这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商学院教育，只关心统计数据是否漂亮。”
古瑞恩的确和芒格以及巴菲特做交易，不过也进行一些独立投资。他后来成为了太平洋西南航空的大股东兼总监，这家公司1988年并入了全美航空公司。古瑞恩说他从芒格那里学到了如何进行交易，不过也开始深入思考个人价值的重要性。
“我认为自己深受查理的影响，”古瑞恩说，“我天生可以看见这些价值并立刻做出反应，不过他塑造了我。在查理和沃伦身边让我变得更优秀。古瑞恩看到要保持道德规范、理性和诚实显然非常合理。”
与巴菲特同年，古瑞恩和一个比自己小26岁的女人结了婚，他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古瑞恩还有一个42岁的女儿。他和妻子一共有7个孩子——5个女儿和2个儿子。芒格、古瑞恩和奥蒂斯·布思仍然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打桥牌，牌友圈中有时还包括市长理查德·里奥丹。此外，芒格和巴菲特有一次在附近的山顶乡村俱乐部和当代喜剧大师乔治·伯恩斯一起打桥牌，乔治当时快100岁了。为了照顾乔治的雪茄要求，山顶俱乐部不得不贴出一条这样的规定：“95岁以下人士不得抽烟”。
查理欣赏山顶乡村俱乐部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在接受会员申请时必须要有慷慨的慈善捐赠记录。“我听说很久以前，有一位一流剧院的主人想要加入，送来一本发黄的简报，上面报道了他的一家剧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举行了储蓄债券大会。”会员资格委员会的答复说，“这是非常有用的纸片。例如，你可以用来擦屁股，不过我们不会让你进入俱乐部。”
房地产生意结束了，律师事务所生意不错，那个时候芒格去找了阿尔·马歇尔问他是否愿意来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担任业务主管。芒格已经发现自己的风格和杰克·惠勒不太一样，身边需要有一个更合拍的人。
“惠勒不来自奥马哈，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马歇尔说，“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去上了一堂关于匿名交易及其管理的课，这在今天当然是完全不合法的。他花销很大，日子过得大手大脚。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擅长，不过时不时地也会遭遇重大翻盘，但芒格对此无动于衷。”
最后芒格劝服惠勒将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运营权交给马歇尔和他自己，他们会把惠勒的收益一笔付清。“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冲突，”马歇尔坚称，“惠勒只是退休了而已。”
马歇尔最终成了普通合伙人，并没有对查理第二次邀请他一起开公司表示惊讶。“如果他信任你，就会完全信任。”马歇尔说。不过对于查理多年来将他列在个人支票账户的签字人名单上，马歇尔还是非常惊奇的。查理知道他的性格，从来没想过他会卷钱逃跑，当然他也的确没有这么做过。
永远心不在焉的教授——芒格先生，让南希把家里的东西都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在办公室里他需要一个像马歇尔这样的副官。“我们有一个叫维维安的秘书，”马歇尔说，“她离职后我们又请过两三位秘书，不过查理管她们都叫维维安。我总是说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叫南希真是件大好事。不然他永远都不会记得她的名字。”
马歇尔喜欢自己的新职位，不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我所讨厌的工作之一是紧盯着那些席位专员。”马歇尔说。场内交易员通常都是肾上腺素分泌过头、行事冲动的人。有一次马歇尔的交易员因为反对别人说的话就跳起来打了另一个交易员。马歇尔花了好几天时间来和那位被攻击的交易员谈判，达成一个和解协议并安抚交易所管理员。不过那些交易员也是非常聪明和有创造力的。有一名交易员在某医药公司的股票交易中建立了一套四角套利交易制度，这在当时才刚刚出现。为解决套利交易的融资问题，马歇尔设定了银行账户200万美元作为信用限额。不过一度这个数字上升至300万美元。有一位银行家到证交所来投资，又一次问马歇尔他们的信用限额是多少。虽然马歇尔解释了老半天，银行家还是稀里糊涂的。三周后这个人提前解约，得到了60万美元的盈利。
马歇尔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要和查理讨论一件生意上的事，于是去了芒格的家。马歇尔本人有5个孩子，所以可以想象屋子里会有多热闹，不过看到查理能在那样的情况下保持专心他还是大吃了一惊。查理坐在一张大椅子里，“一个孩子爬在他的肩膀上，另一个在拉他的手臂，还有一个在大声尖叫。场面一片混乱，不过他并没有把他们都赶出去或是教训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对他构成干扰。”
惠勒在监管席位专员的时候，查理致力于将多余的资金投资出去。有时，他、巴菲特或古瑞恩，或者他们三个一起都会投资同一家公司。为了找到合适的交易，他们在交易所和报纸上到处搜寻，和很多朋友聊天以获得信息。巴菲特形容巴菲特合伙公司和惠勒与芒格证券公司都是经典的对冲基金，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那些基金很相像。
“我们收购一些在运营中的业务，”芒格说，“包括一家制造汽车化工用品的公司。同时，作为一揽子交易，我们还买了一家制造汽车设备的公司以及洗车厂主人名下的贷款。每次下雨，人们就打电话给马歇尔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还钱。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之一，所以我们共享了许多经历，好坏都有。”
因为他们收购的很多公司都很小，有时候股权很集中，投资人就会卷入奇怪的事情里。微型汽车化工用品K＆W就是一个例子。
“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土地出售，”李克·古瑞恩说，“我发现这家公司生产一种物质，一旦倒入汽车散热器中就可以把发动机组中的漏缝都填上。产品的发明人一次次地开车去汽修厂，把所有的技师都叫过来，然后在自己的发动机组上钻一个大洞，接着把自己的产品倒进散热器里把洞补上。这种销售方式相当有效地把产品推向了市场，公司赚了不少钱。”
“公司之所以出售是因为控股股东去世了。有谣传说这个老板是一名医生，因为给自己开了过量的致瘾性药物而死。他向自己妻子的姑姑们借钱投资在厂里，厂里欠每个姑姑8万美元。这块土地上仅有的资产就是公司的股票。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医生把厂留给了妻子，但让自己的情妇担任遗嘱执行人。不用说，这引起了执行人和家里人之间的敌意。姑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利息，多年来也没有收到任何还款。查理建议古瑞恩和他一起买下老姑姑们手中那两张8万美元的欠条。”
“在那种情况下，收购方出价比账面价值低是很正常的。”古瑞恩说。不过查理坚持付全额。“查理不愿意趁火打劫。他本可以在他们身上占便宜，但没有这么做。我负责跑腿，找到了那两位老太太。查理和我成了债权人，后来就去用这两张借条来换取那家厂的所有权。”
下一步，和女人打交道时总是尴尬万分的芒格给那位做了执行人的情妇打电话，邀请她在加州俱乐部共进午餐，讨论这件事情该如何解决。当她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查理惊呆了。这位女士有一头火红的头发，带着绿色的隐形眼镜，穿着一套紧身的护士服以凸显她傲人的胸围。查理一下子就慌了，不过已经不可能不带她去自己那家保守的商务俱乐部吃饭了，虽然她和俱乐部里深色的墙面、皮质的家具和珍贵的加州古董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最终查理和古瑞恩拥有了公司股份中的一半，公司的管理层则持有另一半。过了一段时间，古瑞恩有点事情需要把自己的投资变现。“我当时还很穷。我们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任何一方想退出，另一方就该买下对方的股份。我去找查理跟他说我要把这笔钱用在别的地方。他说好，你想要多少。”
古瑞恩看了看财务报表考虑了一下。“我跟他说我的股份现在价值20万美元。查理说：‘不对，你错了。’我跟自己说：‘该死！’因为我需要20万美元，而查理的反应让我觉得自己高估了这笔钱。结果他说：‘你那份值30万美元。’然后他撕下一张支票填好了给我。有20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一刻我成了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对他来说那是一次向我证明我自己有多笨的机会，”古瑞恩笑着说，“查理总是说：‘你再多想想就会同意我的意见，因为你很聪明，而我是正确的。’”
汽车化工用品业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全面收购了过来，最后成了伯克希尔公司的一部分。伯克希尔1996年将它卖给了一群投资者，其中包括那家公司的前主席。
虽然奥蒂斯·布思对于芒格的最后一个房产项目太过担忧以至于没有参与，但却相当爽快地投资了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我成了投资额最大的人，现在仍然是。”
最早参与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业务时，布思对于自己到底在做什么颇有疑虑。“合伙人的利益只有一张纸作为证明。我参与他们是出于信任，他们都是很坦率的人，不过相关文件真的不多。我并不认为会出事，因为我太了解查理了。”
查理的合伙人说他对于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公司结构非常有天分，还擅长尽可能地延迟交税。在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查理从巴菲特那里引进了一种模式，而巴菲特则是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
“巴菲特和芒格的合伙关系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奥蒂斯·布思说，“每年年末分配利润，然后重新安排所有权比重。重新分配股权无须交税，利润则是根据前一年年末的股权比例分配。第一个6%由有限责任合伙人和无限责任合伙人平分。然后大部分资金分给有限责任合伙人，无限责任合伙人则得到小部分。如果要交税，所有的合伙人都根据自己拿到的分红按比例缴纳。”
巴菲特说芒格遵循价值投资的原则，不过他的投资组合比起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或是沃尔特－施洛斯时的老朋友老同事们来说可就单一得多了，那些可都是传统价值基金培养出来的经理人。
“查理的投资组合集中在很少的几种证券上，因此他的投资收益记录波动就很大，不过还是基于相同的寻找价值洼地的方法，”巴菲特说，“他更乐意接受投资表现的大起大落，而且碰巧他又是一个精神非常集中的人，只关心最终的结果如何。”
有些分析家可能会认为查理比格雷厄姆、巴菲特或者施洛斯更愿意承担风险。“是的，”奥蒂斯·布思说，“不过查理认为自己对于风险有更好的洞察力和评估能力，所以才会说：‘好的，我会这么做。’其实巴菲特也会买进不受欢迎的股票，比如说美国运通。真正的风险比当时能预计到的要小。”
随着芒格对于业务的日益熟练，他发现一种简单可靠的方法让风险变得易于接受。
“我们绝不想像很多赌徒那样进行一些愚蠢的冒险，”布思说，“谁都不愿意，特别是当我们还很年轻、雄心勃勃的时候。他会寻找你身上的每一个微小的优点，比如在证交所有席位，有能力在一片即将开发的区域里拿到期权，诸如此类。”
查理并不认为自己比巴菲特在投资上更乐于冒险。“凡是涉及和他的毕生爱好投资相关的事情，沃伦是非常有冒险精神的。碰到伯克希尔的事情，他很乐意尝试新事物。不过对于羊腿还是排骨这样的选择题，他就毫无兴趣。”
莫莉·芒格说他在创业时期就开始敏锐地察觉到税率对于资本运作的影响和普通收入是很不一样的。“他在这样那样的交易里赚了很多钱却并没有缴纳很高的税率。他说：‘我要是还在当律师，要缴纳的所得税还更多点呢。资本所得税反而更低，在我看来并不公平。’”
在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那些年里，查理和沃伦保持电话沟通，不过他们并没有经常买入同样份额的同一种证券，他们的投资组合只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他们共同投资了一家零售公司，旗下有两家连锁式零售店。他们还和李克·古瑞恩一起买下了蓝筹印花的实际控制权，在这家加州零售优惠券公司里，巴菲特是第一大股东，芒格第二大。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土匪’，”古瑞恩评论道，“索·斯丁堡、哈罗德·西蒙斯这些都是。不过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群人从来没有在未经管理层允许的情况下私自竞标，也从来没有卷入争夺代表权的斗争中。
1965年终止律师生涯的时候，“我对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会成功这件事非常有信心，而且我的财富也大大增长了。”芒格说。
“他决定放弃做律师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惊讶，”芒格的妹妹说，“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芒格的继子戴维·博思威克观察到他离自己财务自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他必须为自己工作。即使在律师事务所里有相处融洽的合伙人，你还是在为客户服务，他们会让你根据他们的日程表调整自己的时间。”
尼古拉斯·勒曼在他的著作《大考试》中说推动芒格成为自己的主人的那个偶像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而是丹尼尔·笛福（《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查理的祖父母一次又一次地给他读《鲁宾逊漂流记》，在他脑海中植入了这样一个概念：“他希望变得富有以得到全面的自由，就像鲁宾逊在自己的岛上，不必理会任何别人所说的话。”
不过，查理·芒格还是不得不服务于他的客户们，也就是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中的其他投资者。虽然实际上很多投资人都是亲戚、以前的同事或是朋友，但压力却并不小。就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一样，在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存在的那段时间，股票市场忽上忽下，大方向却是单边下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巴菲特就在讨论退出的事情，最后于1969年清算了他的那家合伙企业。芒格和古瑞恩坚持的时间更久一些，尤其是1972年底得到了来自一家名叫存信基金的注册投资公司的一大笔注资。
鲍勃·德汉姆加入了芒格和托尔斯，他最早为芒格做的工作就是收购字母基金。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股市如火如荼。当时有一种很流行的投资名叫“存信股票”，是一种没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就可以进行销售的证券。因此在正常的股市交易中有一段不得交易的存续期。根据《证券法》，必须在股票中以附加条款注明投资人不得在证交所注册手续完成前出售，除非公司发生重大事件。
存信基金是一种风险投资基金，它的创始人把它吹捧成了一家即将公开上市的公司，可以给股票经纪们高于平常的佣金回报。第一次募集，他们共筹到了6000万美元，不过扣除了各种费用和成本后，只剩下5400万用于投资。
“这就好像，”查理说，“客户问经纪：‘我该怎么去安排自己的钱呢？’而经纪则回答说：‘先给我10%再说。’”
因为这个基金是一家经过注册的封闭式基金公司，一旦成立，就不能再出售新的股份。基金的成长只能通过合理的投资来实现资产价值的增长。就像一个典型的封闭式基金一样，存信基金的成交价很快就低于净资产。更糟糕的是，市场长期低迷下跌，基金的净值也跟着向下。
古瑞恩和芒格获得了麻烦缠身的存信基金控制权后，对它进行了一番彻头彻尾的改造。他们把它更名为“新美国基金”，重组了董事会，投资风格改变为价值取向。他们很快清算了前任基金经理选择的那些资产。古瑞恩担任主席，但芒格的投资理念贯穿整个新美国基金，不出所料，他的哲学思想彻底扭转了局势。1979年，《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股东们的天堂——新美国基金”。
“新美国基金绕开了行业中惯常采用的聘请外部投资顾问的做法，”《商业周刊》这样写道，“取而代之的是由古瑞恩监督内部人员的工作。更让人佩服的是，最近一个财政年度，总监的花费只有25000美元，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开销加起来也只有54950美元。”
“新美国基金表现出了对平面媒体和广播业投资的特别偏好，”文章接着说，“最近几年的战绩相当出色：它的每股净资产从1974年10月的9.28美元上升到了1979年9月30日的29.28美元。和大多数封闭式基金一样，新美国基金的交易价格略低于净资产。11月16号收盘价报每股18.25美元，与净资产24.64美元相比折让了25.9%。”
新美国基金持有的股份中包括大都会通讯公司和每日新闻集团100%的股份。后者是洛杉矶法律类报纸的出版人。无论1979年时《商业周刊》有多么看好新美国基金，惠勒和芒格买下它的时候还是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
在最初的8年，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战绩骄人，芒格说：“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管理过一大笔资金，我也从来没有有偿管理过其他人的财富。”
整体来看，1962—1969年，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平均年回报率，在扣除佣金之前，是37.1%，大大超过了道琼斯指数的表现。不过，在接下来的3年里，截至1972年，他们的回报率降到了仅为13.9%，只比道琼斯指数的回报率12.2%高一点。
受挫于表现不佳的市场，巴菲特1969年底就清算了自己那家合伙人公司的资产。几年里，芒格可能都在希望自己当时也跟着做了。不过芒格没有追随巴菲特，之后的1973年和1974是一场噩梦。惠勒和芒格在1973年资产缩水了31.9%（道琼斯工业指数则下跌了13.1%），1974年则缩水了31.5%（同期道指跌23.1%）。
“我们在1973年和1974年的灾难中损失惨重，不仅是基本价值降低，市场交易价格也一路下跌，因为我们持有的那些公开交易的股票必须以真实价值的一半来计值，”芒格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1973年到1974年过得非常不愉快。”
还有一些人也觉得1973年到1974年过得很不愉快。例如伯克希尔，当时还主要是一家纺织企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价从1972年12月的80美元跌到了1974年12月的40美元。华尔街到处都是前景不妙的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会写“证券业之死”。
造成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表现相对不佳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持有大量新美国基金和蓝筹印花的普通股。他们在1972年底股市欣欣向荣的时候买下了新美国基金的前身存信基金，支付对价为9.22美元每股，比清算价值只低一点，获得了控制权。即使经历了大熊市，《商业周刊》还是留意到1974年10月基金的每股资产总值为9.28美元，比芒格和古瑞恩1972年支付的还是略高一点。芒格又何必为此而苦恼呢？说到底，芒格和古瑞恩在弱市时期进行了大笔投资，之所以避免了通常发生的结果，主要是因为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理论要求在收购时必须留有“安全利润”。此外，基金持有的一笔纳税损失会让此后多年的大笔收益无须支付所得税。
芒格的烦恼主要来自有限的合伙人结构，事实上有些借来的钱也用于购买基金股票，不断地削减合伙公司的净值。截至1974年，基金的每股交易价非常低，比每股清算价格还要低50%。不论他乐不乐意，芒格不得不向他的有限投资合伙人汇报，截至1974年底，公司持有的大部分基金股票估值只有3.75美元一股。
此外，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在蓝筹印花公司中的情况也差不多。买入均价是7.5美元一股，1972年底的市价是15.37美元一股，但到了1974年底却只有5.25美元一股。芒格相信蓝筹印花的股票最终会比15.37美元一股还要高，“不久人们就会看到，不论股市如何，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卖掉了更多的优惠券”，然而1974年底芒格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蓝筹印花的市价只有5.25美元，内在价值被完全忽视。
随着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投资额坠入谷底，查理意识到有些合伙人会面临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毕竟，1973年1月投入的1000美元，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没有提现的话，到1975年1月已经缩水到了467美元。相比之下，相同的1000美元在同一时间段如果投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上的话，损失就小得多，还剩下668美元。更严重的是，因为采用了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之间的合伙关系，所有的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股东每个月都可以根据当年年初的公司总值提取1.5%的现金。因此每个月的固定分红要扣除，有限责任合伙人的账户从1973年到1974年减少了53%之多。
到1974年末，经历了股市的灭顶之灾后，整个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净资产只有700万美元。其中61%是价值430万美元的505060股蓝筹印花股票，当时市价5.25美元，另外还有售价3.75美元的新美国基金427630股。从这个最低点来看，这两只股票接下来的价格走势会如何呢？
新美国基金表现不错。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最低点时以3.75美元买入的每一股变成了约100美元的现金和股票。从同一个角度来看，蓝筹印花则更厉害。当时价值5.25美元一股的蓝筹印花已经占到伯克希尔公司普通股的7.7%。按照2000年3月伯克希尔普通股的售价48000美元每股来计算，这就意味着以前持有的蓝筹印花现在市值约3700美元一股。1974年股市中的1美元到2000年的市场上都可以折合约700美元，这表示连续26年来的复合年收益率是28.5%，而且对于始终持有股票的人不会征收任何所得税。更甚者，因为蓝筹印花是以公司名义持有的，芒格和巴菲特无须支付任何管理服务费。
“截止到1974年，在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前13年里，仿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方法来计算投资收益的话，把所有收到的红利计算在内，得出的数字也只是比0高一点点。”芒格说。而扣除税、通货膨胀和资金赎回等因素，真正的回报率是尴尬的负数。惠勒和芒格的公司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表现可要好得多。经历过1973年到1974年的灾难后仍然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有限责任合伙人都得到了相当不俗的回报，而95%的投资人都选择了这么做。比如奥蒂斯·布思在1973年到1974年后仍然坚持合作，1975年底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变现为负责分销的股票后也没有退出。
不过也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重大例外。有一个新加入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在1973年到1974年大崩盘之前投入了35万美元，在底部的时候吓得退出了，对于他来说一半的资金就不见了。查理无法说服这名合伙人放弃抽回资金的决定。“律师应该是劝说专家，我在一次自以为能通过的劝说考试中失败了，”芒格说，“他的性格中混杂了一些因素，承受痛苦的能力较低，却有强烈的愿望要做有限责任合伙人，这也许是我失败的原因。”
在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时候，投资损失从来都不会让查理烦恼。对他而言这就好像在一次平常的扑克比赛中输了一个晚上，但你还是知道自己玩得最好，你以后还会赢回来的。不过要汇报在惠勒和芒格有限责任合伙人账户上暂时账面上的损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于是1974年底，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和巴菲特一样，他不再以有限责任合伙人的形式为他人管理资产。他会在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资产总值恢复到一定程度后进行清算，清算会尽快进行，这样他就不会在主要投资职位悬而未决的时候拿到任何无限责任合伙人的佣金。
1975年，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的确获得了73.2%的收益，大大恢复了元气，于是芒格和马歇尔于1976年初就清算了公司的资产。即使算上大熊市，在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运作的14年中，在无限责任合伙人抽佣之前，每个合伙人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都有24.3%。
“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家从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里赚到了300万美元，还有大概200万美元来自房地产开发以及其他一些琐碎的投资，”芒格说，“那时这可是很多钱，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拥有很多优质证券，还有其他一些低价收购来、即将上市的优质资产。”
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清算的时候，投资者们得到了蓝筹印花和多元零售的股票。这两家公司后来都通过股权交换并入了伯克希尔。成立多元零售是为了收购一家在巴尔的摩中心区域非常有竞争力的连锁百货商店，从一开始就主要由巴菲特合伙公司拥有，现在的持有人多数都是以前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成员。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持有10%的股权。最原始的收购价格低于公司的清算价，是典型的本·格雷厄姆式的游戏方式。
多元零售在收购巴尔的摩的资产时一半资金是贷款得来的，开始是银行贷款，后来很快置换成了公司债券，对于借款人几乎没有任何契约限制。没多久巴菲特和芒格就意识到巴尔的摩的零售业竞争有多激烈，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他们采取了补救措施，以几乎没有损失的价格卖出这些连锁百货商店换取了现金。公司债券也以相应数额的现金抵消了。此时多元零售又付出大笔现金买下了另一家连锁商店。因此，在1973年到1974年的熊市期间，多元零售有了一大笔可投资产业，比当年巴菲特和芒格最初买下股权时的价值翻倍还不止。由于股价很低，巴菲特和芒格在市场上购入了大量的低价证券。“几十年来这次转败为胜的收购战一直让我非常满意。”芒格说。跟随他们的那些股东又一次享受到了丰厚的回报。
“我们并不知道多元零售后来会变成伯克希尔，”奥蒂斯·布思说，“我向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捐赠了部分多元零售的股份。多年来我费尽心机说服他们保留这些股份。他们现在保留了自己手上三分之二的伯克希尔股份，曾经有1800股，现在减少到了1200股。”虽然他的建议并不总
是被采纳，布思仍然在博物馆的董事局任职。
布思最终在伯克希尔拥有了1.4%的股份，比芒格的1.5%略少一些，这也使他成了公司大股东之一。芒格朋友圈中的其他人也都富了起来。最早和芒格一起开电子设备生产厂的埃德·霍斯金斯投资了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结果最终得到了一部分伯克希尔的股票。古瑞恩、马歇尔、托尔斯，当然还有芒格，也都如此。
“购买伯克希尔股票的资金表现大大好于其他，”芒格说，“很少有其他人能实现这样的增长率。直到1974年，它的股价还只是40美元一股，到2000年6月的成交价则是60000美元一股。”有一度，伯克希尔的股价超过90000美元。芒格自己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成本价低于40美元，因为他通过交换一些价格更低的股票得到了这些股份。
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清盘时，有限责任合伙人得到了新美国基金的股份，芒格和古瑞恩继续运作，直到1986年这个基金也彻底清盘。作为新美国基金最终清算的一部分，股东们得到了每日新闻集团的股份。
当这一阶段的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查理和马歇尔已经在同一间办公室肩并肩战斗了近20年。对于要负担一个大家庭的年轻律师来说，房地产项目已经是一个大生意了。芒格说有一个像马歇尔这样好的合作伙伴对于他们的成功必不可少。“这些都是值得铭记的大事情，”芒格回忆说，“和古瑞恩以及巴菲特一起收购蓝筹印花是一件大事。我一生中的合伙人水平都很高，有些是最顶尖的人才。即使他现在如此出名，人们还是低估了巴菲特作为合伙人是多么的好。杰克·惠勒虽然很爱喝酒，但工作起来还是很棒。阿尔·马歇尔无可取代，他在项目上努力工作，在推动喜诗糖果收购案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从来都不会用任何花言巧语的人，只和有本事的人打交道。”
在他们20多年的共事生涯中，阿尔·马歇尔发现自己要不断防止芒格做出各种有违社会礼仪的事情。马歇尔说，每隔一段时间，芒格都会发表一次长篇大论，说得又多又快，没有人能打断他或者换一个话题。一天晚上在一个晚餐聚会上，主人拦住马歇尔，拜托他去另外一个房间把已经喝了好几杯酒的查理拉出来。“没有人能插上一句嘴。他正在对客人们说不同宗教中对于天堂的描述。他称之为千年高潮。”
除此之外，芒格还时常对马歇尔火上浇油。有一次芒格和马歇尔夫妇一起去南希父母的家乡度假。两对夫妇一起去家杂货店购物。阿尔和他的太太玛莎肩并肩站在肉制品柜台面前挑选晚餐用的牛排，后来玛莎走开去看一些别的东西。阿尔并没有意识到玛莎走开了，伸手去抓后面的另一位女士，当他发现那位并不是自己的太太的时候惊呆了。而受害者则愤怒无比，芒格当时站在另外一个肉制品柜台前，大声喊道：“要知道他对所有的女人都这么干！”芒格所说的话让那位女士更为生气。
虽然爱开玩笑，马歇尔说这几十年来他和芒格共事的时候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我学会了如何赚钱，”马歇尔说，不过另外他也开始相信“努力工作、为人诚实，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你会得到一切”。
当查理经历这段变化巨大、扩张快速的发展时期时，他的家人有时却很难描述查理到底是做什么的。莫莉·芒格没法跟她的朋友爱丽丝·贝勒德说清楚她爸爸的职业。
“我的大学室友的爸爸是一家费城公司的合伙人，他的祖先是威廉·潘。她爸爸——被查理称为弗雷德·贝勒德——后来说：‘从查理对自己的描述来看，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他很可能是CIA。’查理对自己的介绍从来都是前言不搭后语。他在证交所有间非常小的办公室。他在那间办公室里到底做什么，那家律师事务所、他买下的奇怪的汽车化合物公司都是怎么一回事情，无人理解。”无论如何，莫莉对自己父亲的信赖毫无动摇。“这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关系，看起来就好像是‘你只是不了解他。如果你现在不了解的话，将来也会了解的。他是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