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得到，他听得进。我们是绝妙的组合。
——沃伦·巴菲特如此评论自己的搭档兼朋友查理·芒格
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商人李·西曼常常和查理·芒格的父亲阿尔一起在奥马哈周围的沼泽、湖泊和河流中猎野鸭。李也会和家里的另外一位成员鲍勃一起去打猎。鲍勃是一头红毛混种大型犬。阿尔·芒格有很多朋友，不过鲍勃是最亲密的一个。西曼说阿尔称鲍勃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狗，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天分，从而在打鸭子方面特别有优势。要是这只狗错过了一只鸭子，阿尔会说：“鲍勃，那儿还有一只呢。”鲍勃就会四处张望然后奔出去，当它带着鸭子回来时，芒格就会温和地责备说：“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狗怎么会漏掉一只鸭子呢？”
鲍勃有许多小把戏。客人到芒格家来拜访的时候，阿尔会说：“鲍勃，要是我跟你说去地下室你该怎么做？”鲍勃会冲到地下室去，过一会儿慢悠悠地走回来，在主人椅子边躺下。然后阿尔会再说一遍同样的话，只不过更快些。“鲍勃，要是我跟你说——你该怎么做？”鲍勃就会跳起来跑向地下室。最后阿尔只是说：“鲍勃，要是——”狗就会一溜小跑走开了。
有一天，李、阿尔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奥马哈附近的一个湖边狩猎。“那天冷得要死，”李说，“鲍勃捡来很多鸭子，虽然对狗来说它已经年纪很大了。水很深，我们不得不用绳子绑住捕猎用的圈套，风也刮得很大。鲍勃抓到最后一只鸭子后就被绳子困住了。阿尔快发疯了，他爬到船里面去救它——那个时候阿尔年纪也不小了，心脏病还发作过一次。他把船划向鲍勃，不过阿尔既不强壮也不灵巧，等他划到那里趴在船边去拉鲍勃的时候，船翻了。他瞬间就被冰淹没了。我也急了，不仅担心鲍勃，更担心阿尔。他们紧紧抓住船，我把船翻回来，鲍勃爬了进去。它和我们配合，不过看起来更像是好玩。我们把阿尔也拉进来，他一上来就说：‘千万别告诉我太太这件事。’”
狩猎团中的其他成员跑回岸边停车的地方，发动车子让暖气供应起来。他们谁都没有告诉芒格的太太发生了什么，阿尔·芒格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事故。
“阿尔爷爷1959年去世了，他就像是诺曼·罗克韦尔（美国著名插画家）笔下的爷爷形象，”温迪回忆说，“他带着无边眼镜，有一个小珍宝盒，每个孩子都可以从里面挑一块糖。”
父亲的离世给他留下痛苦的空虚感，不过阿尔生命的终结却打开了芒格人生的新篇章。他回家乡去料理父亲房产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轻的沃伦·巴菲特，那是一次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见面，也是芒格常说的那种成功组合的绝佳例证，几个好点子凑到一起爆发出惊人的结果。在这件事中，就是两个智力超群、价值观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沃伦和我一开始就相处得非常融洽，自此以后就一直是朋友兼商业伙伴，虽然之前我们各自的多项投资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合之处，”芒格说，“以我的背景，怎么可能错过一个宁愿读书、考虑为杂货店开展送货上门服务、可以从任何读过的东西中有所收获的人呢？他甚至可以从他祖父留下的名为《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这样的手写稿里学到有用的东西。”
第一次在奥马哈谈过后，巴菲特和芒格继续通过电话进行讨论，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虽然芒格和几个朋友正打算开一家新的事务所，巴菲特却催他放弃法律做一个专业投资人。在巴菲特著名的演讲《追随格雷厄姆和陶德的超级投资家》中，他说自己刚见到芒格就对他说：“法律作为兴趣爱好挺不错的，不过他可以做得更好。”芒格在工业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中的经历让他在生意上胃口大开，虽然当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放弃法律事业。
由于巴菲特的朋友和老同事本·格雷厄姆退休后移居比弗利山庄，沃伦和苏西渐渐熟悉了加利福尼亚，很喜欢当地的气候和他们所认识的那些人。他们一有机会就过去。
“见到芒格没多久，我去加州见本和埃斯蒂·格雷厄姆，然后我们去和芒格碰头，当时他们还住在罗斯科马尔大街。南希被我的饮食习惯吓到了。”
她的确被吓到了。
“我记得查理回来的时候说他遇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南希·芒格说，“他对于见到沃伦很兴奋。大概一个月后，他就来我们家吃晚饭。我准备了牛排做主食，还有三种蔬菜。我注意到沃伦一种都不吃。我们的甜点是冰激凌，他很高兴。”
巴菲特第一次去芒格家的时候埃米莉·芒格还是一个婴儿，当她注意到沃伦·巴菲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的时候年纪也还很小。“我记得他的来访，心里想爸爸和沃伦怎么那么像，”埃米莉说，“他们的声音、笑声都很像。他很挑食，非常爱喝百事可乐——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看到一个大人这样爱喝可乐觉得很滑稽。”
芒格的大女儿莫莉说自己记不得巴菲特进入他们生活的确切时间：“我还记得，爸爸整天都在和沃伦打电话。”
爸爸和沃伦关系突飞猛进的这段时间里，莫莉也开始自己做主了。首先，她不顾爸爸的反对决定去一所没有任何朋友、学生多来自于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家庭的高中。查理后来让步于自己这个任性的女儿，对她说：“莫莉，你这样做就等于是自己抚养自己，拜托你好好养。”
高中毕业后，对于是否去东海岸读一所常春藤盟校，她面临着压力和不确定性。她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后来又待在新英格兰完成了哈佛法学院的课程。莫莉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爸爸已经年过五十，拥有好几百万美元的资产，他的商业生涯和巴菲特密不可分。这看起来对两人都是一种相当合理的长期安排。
“爸爸总是在买小公司，”莫莉说，“和沃伦一起，他们手头有太多资金可用。”
虽然芒格已经和好几个搭档合作过了，巴菲特却基本都是孤军作战。“我们看到双方都有些怪脾气，不过恰巧相当合拍，从此以后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做了伙伴，”巴菲特说，“我们不是非常正式的合伙人，不过精神上我们从来都是合伙人。”巴菲特有时候称芒格“世道好的时候是初级合伙人，世道不好的时候就变成资深合伙人”。
虽然见面后不久他们就决定合作，基于信任和双方对彼此智力的深深尊敬，这种合伙关系逐步推进、水到渠成。
“在蓝筹印花的收购案中我们毫无疑问是合伙人，”芒格回忆说，“在成立多元零售公司以低于固定资产价值的价格收购百货商店的时候我们也无疑是合伙人，那是典型的本·格雷厄姆的手法。”
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两人总是通过电话分析商机，一个星期要聊上很多次。每当一笔交易成交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一方不能到场，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单独执行。“我们都太了解对方的想法，即使另外一个人不在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巴菲特说。
巴菲特遇见芒格的时候才29岁，不过已经在投资方面很有经验了。他从小就听做股票经纪的爸爸说这些事情，在霍华德巴菲特大厦里的经纪办公室玩耍。钱让沃伦着迷，投资是他从小就迷恋的事情。在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念书的时候，巴菲特读到了一本书，是本·格雷厄姆写的《聪明的投资人》，这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是1949年，格雷厄姆算得上是华尔街智囊团团长，是全国最成功最知名的财务管理专家。巴菲特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研究生，格雷厄姆在那里上课，后来他在格雷厄姆的纽约投资公司里短时间工作了一阵。本退休后结束了生意，巴菲特回到奥马哈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的第一批客户都是那些已经知道他有多聪明的亲戚，还有一些是格雷厄姆以前的投资人，他们在寻找下一个本·格雷厄姆，觉得有理由相信巴菲特就是那个人。
芒格为这个财富组合带来了法律观念，不过以他在商业世界中短暂尝试得到的经验，他也理解业务是如何运作的。“查理能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快更准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项交易。他能在60秒内看到所有可能的缺陷，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巴菲特说。
在研究和收购像蓝筹印花和喜诗糖果这样的零售类商店和公司时，芒格和巴菲特都在督促自己去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如何做一对高效率的合伙人。
“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应该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芒格解释说，“你可以做一个主导合伙人、从属合伙人或者一直都是地位相同的合伙人，这三种我都做过。人们不相信我会忽然变成沃伦的从属合伙人，不过的确有人对于做从属合伙人没有意见。我并没有特别放不下的自尊。总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厉害。要做领导者，你就要先学会跟随别人。做人应该学会扮演所有的角色，在不同人面前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和李克·古瑞恩一起工作的时候，芒格和他之间的关系就和他与巴菲特之间的不一样，即使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古瑞恩有时是芒格和巴菲特促成的一些交易中的另一位合伙人。
“查理年纪比我大，又有法律经验，”古瑞恩说，“你也许会说他是资深合伙人，但他总是乐于倾听、思路开阔。要是你说：‘查理，别说了，听我说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听的。”
有一位朋友曾经评论道：“在你能够观察的那些方面，查理和沃伦是非常相像的。沃伦的一个优势就是他非常擅长说不，而查理比他更擅长。沃伦将查理作为最后的检验。如果查理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某件事情，他们就会放手去做。”
巴菲特称芒格为“讨人厌的不先生”，不过卢·辛普森说这完全就是个笑话。查理一点都不是个消极的人。“查理没有思维定势，他的想法与众不同，常常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对于决策非常重要的事务上。查理会提出很多否定意见，不过他和巴菲特最终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他和巴菲特思路相近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个错误我们中的一个没有想到，那很有可能两个都想不到。”查理说。
芒格和巴菲特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业合作。虽然芒格任性、固执己见、行事鲁莽，巴菲特说：“他是我能找到的最佳拍档。”
在这个智慧组合中有一个要素，虽然不太显眼却深深根植于内心，那就是老一代投资专家本·格雷厄姆的存在。正因为格雷厄姆现在和芒格住在同一个城市，那两个人才得以熟识起来。从某种方面来说，巴菲特的两位最亲密的伙伴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两个人都崇拜而且刻意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三位，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和芒格，他们各自挚爱的大儿子都因病去世，而那种病几年后都变得可以预防或治愈。
格雷厄姆（于1967年去世）和芒格都擅长讽刺性的幽默，两人都有一种傻乎乎的幽默感会时不时地发作。他们都对文学、科学和教育后代很有兴趣，两个人还都喜欢引经据典。芒格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要避免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成功实至名归。”
和芒格一样，格雷厄姆出了名的正直、忠于目标和尊重现实。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在华尔街成功就必须做到两点：首先要正确思考，其次要独立思考。
芒格也非常推崇独立思考：“如果在你的思考过程中你完全依赖他人，总是购买别人的专业意见，一旦离开你自己的小天地，就会大难临头。”芒格认可在需要保健建议的时候应该请一名医生，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一名会计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不过他不会全然听信这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斟酌他们所说的，然后自己研究，看是否有其他可能，最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
正如卢·辛普森所指出的那样，芒格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格雷厄姆是如此相像。不过话说回来，芒格和格雷厄姆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确相距甚远。格雷厄姆一生都绯闻缠身，而芒格则没有这种名气。查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就是他的太太和三个女儿，而随着芒格的职业生涯逐步向前，两人有关投资哲学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巴菲特196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科罗纳多组织了一次广为人知的会议，芒格也参与了。巴菲特的一群投资伙伴和格雷厄姆相会，讨论应对股票熊市的最佳方法。在会上，巴菲特把芒格和他的法律搭档介绍给了他在纽约求学工作期间认识的朋友们。格雷厄姆派系中的人包括红杉基金的创始人比尔·鲁安，美国互惠基金公司特威迪·布朗的汤姆·纳普、沃尔特·施洛斯、亨利·勃兰特、戴维·戈特斯曼、马歇尔·温伯格、埃德·安德森、巴迪·福克斯和杰克·亚历山大。这些高水准的投资者让芒格印象深刻。
尽管如此，查理并不和巴菲特一样对格雷厄姆特别有感情或者特别欣赏。格雷厄姆的一些观点芒格完全不感兴趣。“我认为很多都是无稽之谈，”他说，“完全无视现实情况。”
芒格特别指出：“本·格雷厄姆思想中有盲点。他没有意识到有些生意值得前期投入。”
不过芒格也赞同格雷厄姆最基本的理论，这也是巴菲特－芒格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价值的最基本概念就是当你买进卖出证券时，衡量依据是内在价值而不是当时的价格——我认为这种理论永不过时。”芒格说。
虽然芒格对格雷厄姆老派的“香烟屁股”股票理论一点都没兴趣，他对于溢价购买资产还是相当保守的。“我从来不会买超出内在价值的股票——除非在很少的情况下有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在负责买卖，”芒格说，“很少有人值得你多付一点钱以获得和他之间的长期合作优势。投资游戏总是要同时考虑质量和价格，关键就是用付出的价格得到更好的质量。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巴菲特一生都和那年夏天在科罗纳多的大部分人保持交往，他跟格雷厄姆吹嘘后来发生在大家身上的事情。“他们当时都称得上环境尚佳，而现在都很富有。他们并没有成立像联邦快递这样的公司，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这一切都归功于本，就这么简单。”
在科罗纳多的时候芒格正在替代格雷厄姆成为巴菲特的心腹好友和顾问，虽然说不上是显而易见，不过这个过程也已经开始了。《财富》杂志的编辑兼作家卡罗尔·卢米斯评论说，虽然巴菲特仍然尊敬格雷厄姆的意见，芒格却帮助他拓展了自己的生意手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芒格遇见巴菲特的时候已经对于好生意和坏生意之间的差别了然于胸。他是万国联合收割机公司在贝克斯菲尔德的经销商主管，看到要挽救一桩内在价值平平的生意是多么的难；作为一名洛杉矶人，他注意到了《洛杉矶时报》的光明前景；在他脑海里没有“便宜货”这一信条。多年来他一直向巴菲特灌输自己对于好生意的概念。1972年，后来并入母公司伯克希尔的蓝筹印花以账面价值的3倍买下了喜诗糖果，开创了好生意的年代。
巴菲特也赞同卢米斯的说法。“本·格雷厄姆教会我买便宜货，而查理把我推进了不要光买便宜货的投资方向。这是他对于我最大的影响。要把我从格雷厄姆有局限性的观点中释放出来需要巨大的力量，那就是查理的意志力。他让我视野变得更开阔。”
巴菲特说他慢慢地在很多事情上和查理的看法一致起来。“我是逐渐改变的，”巴菲特说，“我并没有一下子从猿变成人或是从人变成猿。”
对于这点，巴菲特还补充了一个简单的评论：“好家伙，要是我只听本的话，我可能比现在穷很多。”
说是这么说，巴菲特还是很快就把自己从格雷厄姆和查理那里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我开始非常热衷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优质业务。”他说。
1968年巴菲特在科罗纳多组织的会议演变成了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习小组派对。最早的巴菲特小组由13名投资者组成，现在已经有60多位顶级公司执行官和巴菲特的私交好友参加。巴菲特和芒格会和老朋友阿尔·马歇尔、沃尔特·施洛斯、比尔·鲁安以及新朋友如凯瑟琳·格雷厄姆和比尔·盖茨一起交换意见。
“我们的小组”，巴菲特这样称呼，在巴哈马的新普罗维登斯岛、爱尔兰的都柏林、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卑诗省的维多利亚都举行过会议，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更是举行过不止一次。有一年他们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包下来开到英国去，整个航程中都在下雨。大家轮流做东，谁举办活动谁就可以挑地方。
小组还举行各种研讨会，话题覆盖公共政策、投资、慈善事业、生命中最艰难和最可笑的时刻。有一次芒格做了一个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演讲。没什么人有兴趣，不过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去听一下。一位成员回忆说：“要是巴菲特在，他可能会听得懂。我觉得其他人都不懂他在说什么。”